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崛起并非必然，而是因为长期陷于传统社会重重限制的商业，在传统势力力量的边缘地区（英国）经反复挣扎，逐渐挣脱法律、阶级结构、个体行为和广泛认同的价值观的束缚，终于逃脱魔瓶，最终推翻了旧有的世界经济和社会体系，并引发出各种无情演化淘汰效应。
195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出版其最知名的著作《丰裕社会》（或译为“富足社会”）。这是一部批评美国经济和社会分化的作品。更多人愿意按照“丰裕社会”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来解读：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问题多多，但其突出的成就足够惊人，让至少一部分人类稳定的摆脱了短缺和饥荒，物质和文化生产进入了空前繁荣的状态。
经济学家因此赋予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制度优越性解释。即便对资本主义发展史持批判立场的其他一些人，也不否认过去的几百年内人类社会实现了重大进步。但在这些不多的共识之外，分歧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崛起代表的制度取胜，并不意味着崛起、进步是一个简单向上的过程，恰恰相反，世界近现代史总体上呈现出“无情的革命”色彩，旧的体系和价值被悉数打破，而后才被一一重建为新形态。其中并不乏代价、鲸吞、丑恶、牺牲甚至残酷的文明灭绝。
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前会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前历史学教授乔伊斯·阿普尔比所著的《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本杰出的历史作品。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崛起并非必然，而是因为长期陷于传统社会重重限制的商业，在传统势力力量的边缘地区（英国）经反复挣扎，逐渐挣脱法律、阶级结构、个体行为和广泛认同的价值观的束缚，终于逃脱魔瓶，最终推翻了旧有的世界经济和社会体系，并引发出各种无情演化淘汰效应；资本主义覆盖全球后，新秩序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价值观才得到健全。
这本书首先讨论了近代前夕，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探险活动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贡献，并指出这两个欧洲国家错过助产资本主义崛起机遇的关键原因。接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型荷兰16-18世纪的历史作了叙述，阐述了葡西荷三国对英国和法国崛起产生的不同方面影响。但书作者显著的遗漏了更早之前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陆商路、刺激西欧和南欧贸易及金融势力赞助探险家的历史作用，也未谈及近代之前中东和北非地区重商穆斯林势力在贸易、技术等方面的探索，因而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原因解读就不免陷入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西方优胜论”泥淖。
英国从欧洲多个资本主义“待产国”中脱颖而出，重要的动力在于农村经济的关键发展，技术工艺的大幅度进步为劳动力的集约使用创造了可能，极少的劳动力可以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为随后开展的圈地运动铺平了道路。圈地运动正是“无情的革命”最显著的体现，以最最残酷惨烈的方式将农村劳动力驱散，集中到城市，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手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更多的人口聚集也将使得技术和文化进步获得机遇）。很多人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命题的时候，过度注重金融和贸易的作用，而忽略农业、工业产业层面——正如乔伊斯·阿普尔比所指出的，近代金融形态其实在中世纪乃至更早就曾出现，而跨大洲的长距离贸易的历史更为悠久，这些都没有促成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有当农业和工业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无情的革命”有了萌发的土壤，才会真正形成推动技术、金融和贸易快速跃升的旺盛需求。
人类文明史上，“丰裕社会”一直只是个传说，人们更熟悉的是短缺经济、短缺社会。资本主义形态的市场出现后，尚不足以改变现实的短缺，但以更强的市场之力改变了资源分配，在生产力效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反而让饥馑、贫困等问题暴露得更为突出。并且，资本主义开始打破过去由贵族垄断的经济和文化资源，新贵们更有意过问政治。“商业世界有很多让人反感的东西，谋求私利、财产征税、吃亏的买卖，还有被利用的倒霉竞争者”，以及高利贷，等等，都是旧道德所不能容忍的。“资本主义反人性”的批评自此便不绝于耳。
但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颇为有效的回击了失意者发起的批评。在“无情的革命”作用更为充分的英国，更早的结束了饥馑（尽管这也是以英国殖民地陷入饥荒为代价的），而文化和社会传统保留更为充分的法国，社会和经济问题更突出。
资本主义的继续上行，造就了更多的牺牲品。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积累，来源于奴隶贸易，英国更长期依赖美洲殖民地的奴隶种植园供给工业原料，还有后来的鸦片贸易；而在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加速了传统手工业的解体，让大批工人失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童工被大量过度使用。这个时期的英国，颇为突出的印证了马克思所下的断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将在20世纪下半叶甚至21世纪初，在许多较晚迎来工业化的国家重新见证“无情的革命”。
日不落帝国形成之日，就是其衰落之始。《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书中指出，德国与美国19世纪踩着英国的节拍（资本主义崛起的方式），却大大改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形式。特别是美国，更为丰富的资源以及更少受到传统约束的冒险精神，为“无情的革命”提供了充足的运行和腾飞空间，美国最终确定了现代经济组织“公司”的标准模式，为垄断资本家的跑马圈地留足了发展时间。英国在发生相对衰落之后，开始利用道德武器去抨击更高效的资本主义有着多么的浪费、贪婪和冷漠。
在美国，“无情的革命”渗透到经济之外的更多领域，因为劳动力需求，女性开始获得解放，消费文化的大行其道更提供了这方面的兴奋剂。现代意义上的广告、营销、传播及相关研究学科都出现了，这些反馈到公共政策领域，为20世纪大政府、社会福利运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欧美大国19世纪末完成了对非洲的切割，20世纪初则广泛在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开采石油，将这些区域悉数改造为资本主义工业的种植园原料供应基地。资本主义的贪婪，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对手。欧美国家市民社会和公众舆论的道德力量越来越多，而对应的国家和资本的信誉度却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而大幅下滑。二战后，环保主义抬头，未来学家们开始忧虑地球的前景（人口爆炸，资源殆尽，环境崩溃）——按照乔伊斯·阿普尔比的观点，“无情的革命”曾经扰乱了过去的物质世界和文化形态，也证明了人类共同渴望的改良可以实现，道德和价值观重新变得重要。
19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再度迎来了一个快速增长乃至跃进腾飞的阶段，新科技革命和资本革命助推“无情的革命”效应再度上演。从沃尔玛到亚马逊，旧秩序依旧被无情拆解，过去曾经一度能够制约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工会被彻底边缘化。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印证了这个时代资本主义依旧贪婪。人们依旧在抵抗“无情的革命”，不管举动有多么徒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