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克劳福德是个奇人。他自小就对电器、器械、汽车的维修产生了兴趣，不到14岁就在社区帮电工干活，15岁成为保时捷汽车修理店的修理工，而后还曾利用多个暑假做兼职电工。大学毕业后，克劳福德继续电工的生活，又因对哲学感兴趣，进入全美第一流的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哲学博士。而获得了政治哲学博士学位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开办摩托车修理店为生。

    这是在叙述一个离经叛道的择业案例吗？克劳福德还专门写成了一本《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让工匠精神回归》。在他看来，而今的教育及职业选择，都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动手能力和工匠精神，这使得大多数人远离物品，变得更为消极被动，也必然越来越严重的受制于消费主义，丧失主体性。

    克劳福德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给工匠精神正名，并揭示脱离工匠精神带给社会、经济及人本身的多方面问题。工匠精神字面上就可以反映尽善尽美的工艺追求，这是不难理解的，但长期以来，这种追求受到了轻视乃至贬低。克劳福德指出，体力劳动常常被说成是愚笨的，而不需要智慧，地位越来越低，“智慧”本身在通常的语境中越来越接近于理论知识，人选择从事体力劳动很多情况下，在“智慧”竞争中落败而后的无奈选择。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体力劳动很难与智慧脱离，技能型的工匠工作需要对各种复杂情况作出快速有效反应，需要因此具备相关方面的隐性知识储备。

    20世纪以来，科学管理大行其道，标准化生产、流水化作业被定义为开展工业的一般方式。劳动的整体性被分解为多种多样的一般形态的动作，最终形成使得人走向全面异化的动力。克劳福德其实重复了马克思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得出的判断，即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人的全面异化。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教授乌苏拉·胡斯在其所著的《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一书中曾指出，二战后由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主导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化、工业化、商品化规律，大部分岗位体现了去技能化，劳动分工进一步精确细化，技能价值降低。即便是创意型工作，因为脱离了实践操作，也可以轻而易举的精准复制和外包，从而让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降低。乌苏拉·胡斯就指出，工业化发展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就必然使得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流程都陷入无聊、紧张、空虚和孤单。

    正因为劳动者变得更加无聊、紧张、空虚和孤单，管理学和管理实践也必然趋向于心理调适。克劳福德不无讽刺的指出，经理人必须要学会做一名励志导师，最好能够称为一名人类学家、福音传播者，就像摩西、耶稣那样，打破员工的自我意识，陷入某种狂热，认同某种使命。

    新科技革命还使得技术与科学实现了进一步的分隔，在教育领域，动手实践变得越来越罕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还是中国大陆地区等正在走向工业化的经济体，通常只有所谓的贵族学校才保留工艺课程。工业化国家的学校教育发生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制造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重组和转移，用工需求主要保留为金融、创意、中高端服务等门类。而在中国大陆地区等经济体，普通高校与职业教育的分野是相当清晰的，绝大多数适龄高考学子都涌进了大学学习并不包含公益课程的专业，而高职院校长期则乏人问津。这也是我国当下会同时出现较为严重和持续的大学生择业难与制造行业招工难现象的原因。尽管少数大学毕业生在择业无门情况下，果断选择到高职院校“回炉再造”，但人们心知肚明，在知识结构、学习理念已经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回炉再造”的路子并不适合所有或多数毕业生。

    克劳福德所说的知识、学习与物品脱离，还将降低整整一代人的创新水平。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詹姆斯L.亚当斯在《好产品坏产品》（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11月版）书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年轻人都曾经拥有动手能力和质疑精神，原因在于他们成长于农场环境之中，“婴儿潮一代”更是在年轻的时候整天与汽车和无线电收音机打交道。近些年来，美国的农场主大幅减少，汽车、收音机也不再容易修理，更多的学生出自城市工薪族家庭，失去了动手实践、校验知识的机会和空间，从而在创新能力上开始落后于来自于应试教育体制的亚洲留学生。

    回到《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让工匠精神回归》这本书。克劳福德的观点并不能算首创，甚至也并不新奇，但他结合了自己的工作实践与哲学分析来推导得出观点，相比我们前面提到的乌苏拉·胡斯和詹姆斯L.亚当斯等学者纯粹根据分析而归结的看法，更能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