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在明末之前，是否除了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以及作为特例存在的郑和下西洋，就没有其他可信可考的记录。长期以来，古代中国都被赋予了封闭的标签，这种标签印象似乎也有颇具说服力的依据。

    也有部分学者曾提出，古代中国与欧洲等域外世界仍存在交流，但多限于民间个人，谈不上文明的输出和价值观的影响。

    欧洲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法国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而著称的一代宗师安田朴（1903-2002）1988年出版了中学西渐的力作《中国化的欧洲》，详细回顾了漫长古代中，中国文明对世界特别是欧洲地区的影响：具体影响涵盖了哲学、史学、宗教、文艺、戏剧、数学、风俗、美学、语言文字、外交关系、情爱、伦理等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当然，安田朴先生也实事求是进行了具体考证，指出了中学西渐不同领域的影响程度不同。

    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轰动，获得了地位很高的巴尔桑奖，也撼动了国际史学界较长时期内只强调欧美文明辐射世界、忽略亚非拉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地位的“潜规则”。《中国化的欧洲》2000年就曾译为简体中文版，并改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上下两册），2013年再版推出。

    我们今天重读《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目的当然不是从安田朴先生挖掘、考证的中学西渐惊人事实，来满足所谓的虚荣心，或者更进一步，像某些小国的人们那样，将邻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文明成果都说成是本国人的创造或直接影响——而应该认识到，文明交流是一个双向甚至多向、多元复杂的过程，古代中国文化如此深刻的影响了古印度、古阿拉伯文明，以及更远的欧洲，与之同时，域外文明成果与元素也一直影响着中国，渗透入中国文化体系的方方面面。

    所谓纯粹的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是不存在的，此前已有考古学家和艺术家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中就有古埃及文化元素，而这些元素在此前的中国原生文明中是从未出现（至少迄今没有发掘证实）；同样，这套书所揭示的中国宋元绘画直接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画家创作风格、莱布尼茨从《易经》八卦中找到二进位数学线索等史实，也充分说明文明交流的广泛性，并不以某时某地的阻隔而彻底中断。我们还应注意，在中国文化、欧洲文化之外，世界文化体系中还存在其他文明、文化，充分尊重各种文明、文化渗透影响的历史过程。

    我们在为中国文化带动欧洲摆脱蒙昧、实现崛起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自豪的同时，仍应进行深刻反思。中国的重农风尚传至西方（具体是法国），促成了重农学派、经济学的诞生；古代中国的君权与官僚权对立、科举仕官等特征的开明政治，使得近代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相继建立起理想政府模式，并探索出现代型的文官制度，更为市民阶层推翻贵族和教会腐朽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例证依据；中国古代的冶炼术到了西方被用于金属工业；蒙元时期的重商风格直接影响了西欧和南欧国家，大批商人、传教士和殖民军人因而一起踏上了冒险之旅，拓展贸易链条、赚取利润的考虑才是驱动地理大发现的动力……

    中国文化对西方的贡献，安田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但为什么许多思想文化成果、科学技术、制度经验在同期的中国，却并没有促成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型，也没有推动创新浪潮的涌现；而起点远远低于中国的西欧国家却可以借助舶来成果，较快的完成了惊人一跃？为什么古代中国特别是明清两代不具备启蒙时期欧洲的社会学习和革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