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或带来无所不在的监控…… 新华社—

　　将互联网纳入大规模监控系统当中所产生的效果，与以往任何国家监控项目都大不相同。以往的监控体系由于条件所限更具局限性，也便于规避，而允许监控体系在互联网生根发芽则意味着所有形式的人类互动、规划甚至想法都会受到政府的监控。

作者：（英）格伦·格林沃尔德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5年秋，并非出于什么宏伟计划，我决定创建一个时政博客。当时，我对这一决定最终会以多大程度改变我的生活一无所知。“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内部采纳了激进和极端的理论，我对此日益警觉，希望能就这类话题进行写作，以便能比当时的工作——宪法和民权律师带来更大的影响。

　　在我开博7周后，《纽约时报》就扔下重磅炸弹，称2001年布什政府曾秘密下令，要求国家安全局（NSA）在事先未获得相关刑法所规定的搜查令的情况下监听美国人的电子通信。该报还透露，这种无证监控已持续了4年之久，至少锁定了数千人作为监控对象。

　　这一话题与我的兴趣热情和专业技能极为契合。政府试图为国安局的秘密计划寻找说辞，借助了同样极端的执行权理论，而这正是促使我当初开博的原因，即恐怖主义威胁的概念赋予了美国总统几乎无尽的权限，为“维护国家安全”可采取一切手段，甚至包括违反法律权限。随之而来的讨论，引发了复杂的宪法和法律解释问题，而我的法律背景使我能充裕地应对这一局面。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我在博客和一本2006年的畅销书中，对无证窃听丑闻的方方面面作了分析研究。我的立场直截了当：美国总统下令非法监听已触犯法律，必须应对此担负责任。在美国愈演愈烈的强硬外交政策和高压政治气候中，这一立场必定极受争议。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数年之后，爱德华·斯诺登选择我成为他的第一联系人，在更大范围中披露国安局的丑行。他相信我可以充分认识到大规模监控和极度国家保密措施的危险性所在，而且不会向政府及其媒体等机构的诸多同盟势力所施加的压力退让低头。

　　斯诺登将手中掌握的大量绝密文件转交给我，与此同时，斯诺登本人也经历了极富戏剧性的遭遇，这在全球范围内对大规模电子监控的威胁以及数字时代的隐私权价值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兴趣。但是背后深层次的问题由来已久，大部分都是在暗中进行。

　　在目前的国安局监控争议中，的确有许多不同寻常之处。现在的科技水平使得无孔不入的监控成为可能，而这一切在以往只存在于最富想象力的科幻小说家的作品中。此外，“9·11”之后，美国在安全方面存在的脆弱性极大地促进了有利于滥用权力的政治气候的形成。感谢斯诺登的大无畏精神以及电子信息复制的相对便利，我们对美国监控体系究竟在如何运作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并能作独一无二且细致入微的分析。

　　然而，从某些角度而言，有关美国国安局的报道让以往无数插曲被重新提及，时间跨度可历时数百年之久。的确，反对政府侵犯隐私权是美国建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美国殖民者当初反对法律规定英国官员以随意闯入任何民宅。美国殖民者后来同意让政府合法获得具体的指定搜查证，以针对有证据表明有合理依据做出不轨行径的个人进行搜查。不过，对全体公民不加区别地全面搜查是违法行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将这一理念在美国法律中有深刻的体现。该修正案旨在永久性废除政府大范围监控毫无嫌疑的公民的权力。

　　无论具体技术手段如何，历史上的大规模监控都具备若干固定的特点。首先是对国家政治持异见者及边缘人士会首先中招，导致支持政府的人或至少对政府漠不关心的人会误以为自己与此类事情毫无瓜葛。历史事实表明，大规模监控设施的存在，无论政府是否使用，都足以对持异见者产生震慑作用。

　　20世纪60年代，对联邦调查局的监控调查结果令人瞠目，该机构仅从政治信仰出发，就将50万美国公民贴上了潜在的“危险分子”标签，并长期监控。监控目标名单从马丁·路德·金到摇滚音乐家约翰·列侬，再到女权主义者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约翰伯奇协会。但滥用监控并非仅出现在美国历史上。大规模监控往往是无耻势力的普遍企图。在任何情况下，此举的动机都如出一辙：镇压异见，强行要求众人言听计从。

　　由此，实施监控可帮助政府对原本会异彩纷呈的政治信条实现统一。在20世纪之交，英、法帝国均设立了特殊的监控部门，以应对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威胁。“二战”后，俗称“斯塔西”（Stasi）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成了政府对个人生活侵犯的同义词。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反抗独裁执政的民众抗议活动中，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等地的政府都在针对国内异见者的监控。

　　彭博新闻社和《华尔街日报》所做调查表明，在独裁政府深陷抗议民众重重包围之中时，他们索性从西方科技公司大量购买监控工具。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从意大利监控企业Area SpA调入了诸多员工，他们获悉叙利亚“迫切需要对人员进行跟踪”。在埃及，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购买破解Skype密码的工具，监听激进分子的网络通话。在利比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1年，记者和抗议人士闯入了政府的监控中心，结果发现冰箱大小的黑色设备，这些都是来自法国监控企业艾姆斯（Amesys）。这些设备都是用来监控利比亚的主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互联网流量”，“打开邮箱、破解密码、潜入在线聊天工具，并勾勒出不同嫌疑人员间的联系。”

　　除非这类权力能得到严格的监督控制和问责考量，几乎很容易会被滥用。若要指望美国政府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开启大规模监控机器，而且完全不会另徇私情，有悖于历史中的真实案例，也与人性的所有相关证据背道而驰。的确，即便在斯诺登爆料之前，若认为美国在监控问题上的表现会与众不同，也绝对是太过幼稚的想法。这种高谈阔论，是美国官员谈及不与美国结盟的政权时的典型表现。

　　在过去10年间，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担心（这其实是源自对实际威胁的一致夸大），美国领导者推出了大量极端主义的政策，导致了侵略战争、世界范围的刑讯制度，未经指控就羁押国外和美国公民（甚至杀害）。无所不在的秘密监控体系在肆意发展，已成为政府最为持久的遗产所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目前国安局的监控丑闻在规模上绝对无人能望其项背。

　　特别是对年青一代而言，互联网不再是只能实施为数不多的几种生活功能的孤立的几个域名。它不仅仅意味着是我们的邮件和电话。互联网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核心，几乎与所有事情都息息相关。我们在网上交友，选择影片，组织政治活动，创建并存储最私人的数据信息。我们在网上创造并表达自己最真实的个性和自我感受。

　　在互联网首次得以广泛应用之初，很多人都认为其潜力无限：网络通过将政治进程实现民主，调整强者和弱者的竞技场，可使亿万民众不必受到机构的束缚、不受社会或政府的控制，不必有太多恐慌地使用互联网，即网络自由对实现这些美好展望至关重要。将互联网变为监控系统，则会破坏它最核心的潜质。更糟的是，它会将互联网变为压迫工具，威胁会制造出最极端、最暴虐的政府入侵武器，

　　这就是让斯诺登揭秘意义非凡、举足轻重的原因所在。通过将国安局令人惊诧的监控能力以及更居心叵测的勃勃野心公之于世，斯诺登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己正身处极富历史意义的十字路口。鉴于互联网的独特魅力，数字化时代是否将开启个人解放和政治自由？抑或将带来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控制，其力度和范围远超过以往最残暴的暴君梦想中的尺度？在此时此刻，任何一种发展的方向都完全可能。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我们最终置身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