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未来，如果“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从这层意义上讲，人类只有保持开放与民主的思维，只有共同建立公开公平的博弈机制，那些可能导致极端的苗头才有可能消弭于萌芽。

作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出版：中信出版社

　　“极端”，这是十四岁就加入共产党的英国著名左派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概括20世纪的唯一关键词——“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其间充满了战祸兵燹，其程度、频率、长度以及死其战火下的人们不计其数，在20年代期间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

　　在霍氏看来，20世纪至少发生了“三次世界大战”，除了众所周知两次，还有被他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苏美超级大国间的冷战。杀戮，是战争最深刻的伤害，战争呈现的现实，常常会超越善良人们的想象，“战场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躺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土耳其杀害的亚美尼亚人估计150万人”，而纳粹共杀了约500万犹太人。

　　不知是否因为霍氏的认知问题，他这本《极端的年代》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野蛮屠杀的中国人数未作只字描述，连最简单的叙述也未见。笔者在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中查到过相关数据。张纯如经过仔细推算，“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霍著漏掉如此重要记录，不能不说是对战争伤害程度的一次严重“削弱”。

　　极端时代的来临不可能无缘无故。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表象原因众多，但霍氏认为，“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阵营，曾主导世界经济体系的欧洲老牌强国陷入大萧条阴影，而德国的困难还更要命：他们还须面对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欠下的无法偿还的战争赔款。马克急剧贬值，失业率一度达到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执政党束手无策时，希特勒靠煽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迎合选民心态，登上了德国政治舞台。但是，由法西斯一手挑起的世界大战并没有使德国走出经济困境，在给人类造成罄竹难书的灾难，并付出无法估量的成本后，战后德国又成了苏美大个超级大国冷战的前沿。

　　冷战的双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一端是苏联集权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一度曾显示出骄人的业绩，在20世纪20年代末欧美传统经济强国纷纷陷入大萧条时，苏联持续保持着令西方经济学者目瞪口呆的高增长；另一端则是崇尚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欧美阵营。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欧美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推崇备，但事实上，美国之所以走出大萧条阴影，与极力主张扩张财政的“罗斯福新政”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欧美一边斗争一边在重新正视凯恩斯主义，并积极转化为经济实践时，沉浸在二战胜利喜悦中的苏联却未能清醒地认识计划经济的弊端，更未能突破思维的禁锢取人所长。

　　强调中央计划经济，那就必然要推崇计划者的高瞻远瞩。曾出版《重新发现市场》一书的著名经济学者约翰·麦克米兰曾分析过，这种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要求决策中心必须掌握足够全面、足够充分、足够准确的信息，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决策者还须做出足够正确的选择。事实上这是无法实现的。现实恰恰是，市场个体才最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才可能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偏偏苏联计划经济把这条路堵死了。

　　今天，世人回望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弊端其实很早就显露了，比如特权阶层的滋生。另一方面，苏联计划经济导致官僚机构日益走向庞杂。当基层人员失去灵活自由的支配权，所有职责便是当好传声筒而不问决策对错，结果“全部重任便落在仅有的上层少数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官僚体系急剧膨胀。“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发展成了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苏联并非被冷战打败。吊诡的是，苏联模式的一夜垮塌，却是大多数欧美阵营的学人怎么都没料到的。当苏联在1991年冬天瓦解时，居然引来冷战对手们的一阵阵愕然。

　　虽然苏联的计划经济大厦轰然倒塌了，但麦克米兰并没有全盘否定政府在市场中存在的意义。因为市场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则，市场可能变得一团糟。因此，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制定市场规则，监督规则的落实。麦克米兰甚至指出，好的政府监管胜过法律。毕竟，相较于法律的周密但拖沓，快速和有效的监管显然更能满足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效率。事实上，在冷战中胜出的美国，其政府在市场中依然保持着较多的职能。君不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各界不还一致声讨华盛顿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么？

　　鉴于20世纪的前车之鉴，霍布斯鲍姆对未来的展望非常悲观，战争暴力依然是霍布斯鲍姆最为担忧的主题：“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显而易见，必将仍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政治与激烈政治剧变的人间”。确实，在快速发展的科技力量助推下，以核武器为代表的战争破坏性空前提升。随着核技术的一再扩散，“有朝一日，将核武器设计成小团体武器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了对战争暴力的强烈担忧外，霍布斯鲍姆认定“在新千年中，最大可能的冲突来源，是贫富地区之间愈益快速加深的巨大鸿沟。”虽然“地球村”的概念问世已近半个世纪，但人类在解决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上做得并不够。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说辞极漂亮，但遇到实际问题永远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自私，依然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最大敌人。

　　针对未来千年，虽然霍布斯鲍姆列举的不确定因素众多，但就所有这些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因素而论，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在他看来，20世纪人类之所以深陷极端的泥潭之中，就是因为矛盾双方只是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尖锐对立，各方缺乏沟通博弈的包容渠道。也所以，在未来，如果“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从这层意义上讲，人类只有保持开放与民主的思维，只有共同建立公开公平的博弈机制，那些可能导致极端的苗头才有可能消弭于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