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总是以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来袭。之所以猝不及防，不仅是因为人们通常高估自己、社会和经济机制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还出于健忘，才会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同样的门槛之前。而今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想起过去5年、10年、30年间，国内以及全球范围内严重的自然和社会灾难的情况。即便我们能够记住某些灾难事件的时间等概况，我们也很难完整的复述从灾难中学到了什么。

    1995年7月，不同寻常的酷热和潮湿侵袭了美国中西部地区，芝加哥的气温连续多日超过100华氏度（37.78摄氏度），创造了历史记录，使得数千人因为中暑所引发的各种疾病住院，更有739人非正常死亡。这就是所谓的“芝加哥灾难”。酷热导致的大批平民死亡，在全球范围来看并非孤例，极端天气当然是直观因素，但这样的事件究竟应该定性为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难，却不能草率为之。

    社会学家、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埃里克·克里纳伯格所著的《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一书，就认定1995年7月在芝加哥上演的悲剧属于存在人为责任的社会灾难。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学界深受好评，并获2003年派克奖和城市事务协会2003年城市事务最佳图书奖。克里纳伯格认为，极端天气只是导致气候灾难的基础原因，但酷热造成大批芝加哥市民死亡，与高度城市化背景下形成的社区间隔、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失衡等因素存在更紧密联系。

    克里纳伯格指出，1995年7月因酷热死去的芝加哥市民，大部分所经历的是非正常的孤独死亡。所谓孤独死亡，就是居民独身居住，遇到疾病或其他侵害因素而很难第一时间求助他人、救援机构，从而丧失求生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芝加哥在美国历史上，有着知名的社区协作、邻里团结的传统，一度被称为“邻里团结之城”，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出现不在少数的芝加哥市民因高温、疾病而孤独死亡？

    克里纳伯格在调阅芝加哥灾难大批资料后发现，许多死者是独居的老人。日本、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均在不同时间点跨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独居老人变得越来越多。而在美国特别是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因为恐惧暴力犯罪，独居老人害怕独自出门；政府提供或资助建设的老年公寓，让独居老人脱离了毕生生活的社区环境，社会交往变得更为困难。再加上进入老年必然增加的行动障碍、疾病甚至残疾等问题，独居老人被迫变成隐居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膝下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境况是最为糟糕的。

    基于对1995年芝加哥灾难中的死亡率空间分布分析，热浪死亡率最高、遭受最严重打击的社区，是那些聚集着非裔美国人和被隔离的地带，而在拉丁裔美国人社区，死亡率就低很多。克里纳伯格分析认为，这与拉丁裔美国人家族成员紧密聚集的特点有关，而在非裔美国人中，家族、家庭概念更为淡漠，后者们还遭受着内化的社会歧视。同样，芝加哥富人和穷人分别实现的居住集中化，使得富人社区能够获得更多的公共产品供给，富人也能对社区自治提供资助，而穷人社区不可避免遭受被抛弃的对待，犯罪、疾病、暴力泛滥，并因此驱离了社区中的富裕居民和知识阶层。最终，在热浪来袭时，穷人社区中的老人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邻里扶助和公共救助。

    造成芝加哥灾难升级的重要因素在于，芝加哥1995年之前刚刚完成了政府再造改革。政府再造改革是经济学原则复制到行政管理和公共治理领域，以追求公共治理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改革，要求政府提高管理质量、像对待客户那样对待公民、将公共产品直接供给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发包向市场采购，要求公民成为城市服务的理性消费者、对没有社会技能和资源来获得自己所需公共物品和资源的公民给予惩罚。“成功”的政府再造改革使得芝加哥市政当局转型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企业式主体，对公共卫生、城市应急处理、公共援助和社区管理等部门的投入也作了大幅削减，经费预算被大幅提高的部门仅为市政当局的公关团队。如此改革带来的结果就是，芝加哥市政当局在热浪来袭时，只能是迟缓、被动反应，以及无能为力。

    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城区扩容的速度还在加快。城市主政者通常关注更新城区、新建城区的硬件投入，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却难免滞后。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迈向老龄化社区，城市中独居老人的比例也在增加，因为城市更新和扩容，很多老人离开了生活了一辈子的旧城区或乡村社区，独自搬进新社区里，空荡荡的新房。这两方面因素叠加起来，如果迎来持续高温等极端天气，谁也无法保证芝加哥灾难就一定不会在我们身边重演。《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一书就此向我们发出理应引起重视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