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民权，关于公共生活的质量，常常流行着这样两种说法：美国开国之初就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基础，由此为美国人提供了可靠的公民权，美国因此成为了依赖于公民大规模政治参与的民主国家；进入20世纪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以后，随着政府介入社会和经济事务的领域越来越多、介入程度越来越深，美国公共生活陷入了衰落，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下滑（以历次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为依据）。
上述两种说法的媾合，制造出了美国公民权利、宪法权威的若干神话，也在向人们发出暗示，即公共生活的衰落，源于政府扩权。
美国知名新闻传播学者、社会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迈克尔·舒道森并不认同美国公共生活衰落的判断，指出，发生改变的仅仅是公共参与、公共生活的形式。迈克尔·舒道森驳斥了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名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书中得出的美国公民社团参与度急剧下滑的结论（这种结论引申得出美国公共参与衰退的观点），指出现在的美国人只是改变了社团等社会参与的方式，女权、少数族裔、同性恋人群等群体各自发起的维权行动也仍在持续。
迈克尔·舒道森专门写成了《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一书，就他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质疑了包括美国总统、各级议员选举投票率下滑的事实依据，指出常被作为参照的美国19世纪选举高投票率，其实就是个贿选的产物。并且，包括如今已被包装为“圣徒”的林肯总统在内，19世纪主导美国政治的若干政治人物都是政党分肥传统的受益者和进一步操纵者，当时的美国公众对政治的信任程度显然高不到哪里去。他认为，衡量公共生活健康度，不仅要参考真实的投票率、社会信任程度、社会组织的成员状况，而且还有必要引入“公共话语的质量”、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影响政治进程的影响力等标准。
在书中，他还指出，很有必要区分美国公众对政府和政府政策的态度，指出不能因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政策的过激批评和怀疑言论，就异化为对公共参与和公共生活的彻底否定。恰恰相反，更多公民“习惯性”、“下意识”批评政府和政策，是“权利意识已经融入政治的血液之中”的表现，这应当归于公共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
这本书的另一大看点在于，揭破了美国公民权利、宪法权威的若干神话。美国开国之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殖民地的政治是所谓的“同意政治”，即以选举的方式认可绅士统治，由此建立起一套社群仪式。殖民地政治领袖相信，必须要给选举权加上财产限制，唯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政府。美国当时的公共生活无非就是有产阶层中的信教男士，聚集在一起谈天说地的场合——让这种乏味的公共生活发生变异的动力，在于印刷业、出版业在北美的生根发展，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办报人通过报纸传递了政治理念，在殖民地建立起反对英国征收重税等政治共识。
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中取胜，立宪会议召开。有关美国公民权利、宪法权威的若干神话论中很少提到的是，这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实行的是高度保密的议事原则，美国的“国父”们还坚决反对政党、私立协会（政党之外的非政府利益团体）影响政治，大部分与会者都同意“批评政府的好事（媒体）编辑（应）关进监狱”。这次会议真正意义上的成果只有两项，一是弱化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将相当的权力、权利留在了州等各级地方，这种分级分权制约关系将使得美国政府在后来很难做到长期高效率的钳制公民权、压制公共参与；二是采用了选举制，这就使得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基于对民众情绪和利益诉求干扰政府施政的忧虑，从而在公共生活机制的设计中加入的排除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等条款，在后来被逐一击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建国者们公开表示政府应接受公民监督，并支持公民教育和观念的广泛传播，目的是通过教育和观念传播让“人民遵守既定秩序”而不是起来反抗，这当然是对公民权的虚化。
与美国神话论、例外论等讴歌的论调相反，美国的公民权和公共参与，是在这个国家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步步健全起来的。其发展健全的广度和深度，很可能已经违背了立宪会议的原意。
19世纪，教育的普及、宗教的传播、外来移民的增加，让美国社会出现了异质化转型。美国建国者们当初警惕的“私立协会”，在美国民间迎来了踊跃发展，由此造成了废奴主义的兴起。美国北方和南方最终迎来内战，说到底是长达几十年两个地域不同基调的公共生活对抗性发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林肯，也将会有其他人在那个时候取代他来扮演终止南方奴隶制的决策角色。
林肯在美国政治、公共生活史上的角色很可能受到了长期错估。迈克尔·舒道森在书中详细梳理了这位“道德完人”热衷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华盛顿、纽约等地开塞关系户的不端历史。林肯对美国政治起到的真正作用在于，让政客在公众面前更高频度的亮相并开展政策辩论，让政治作秀实现了常态化、带有了娱乐色彩，由此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选举，公共生活的层次发生了飞跃式的抬升。当然，19世纪后期，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贿选丑闻。
19世纪末期，在美国，政党分肥和贿选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恶劣水平，由此催生了公务员制度改革和选举配套制度改革，特别是政治竞选，开始被添加了更多的限制。迈克尔·舒道森在书中指出，到了1920年代，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净化了公民权和公共参与。但这些改革举措和成效，很多时候被有心之人有意嫁接到了美国开国时期。
在20世纪，美国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介入越来越深，这其实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能说明美国的公民自治和政治参与传统由此受到了威胁。正如迈克尔·舒道森在书中所强调指出的，随着美国公共讨论质量的提高，力量更加强大的政府、企业、利益集团受到了之前不可想象的约束。与之同时，美国政治、行政管理水平也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提升，这时的政客不仅需要想办法在竞选中获胜，还要筹建专家智囊团队，以期提出有吸引力的、可以操作和实现的政策纲要，意味着公共讨论将可以获得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话题基础。
今天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公民权，包括社会福利权利、女性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残疾人保障权利、反职业歧视权、高等教育场所中的学生言论自由权、婚姻自由权利，等等，多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改革的成果。权利的政治导向，加上新生代不服从任何权威的政治文化倾向，看上去形成了对政治传统、公共参与模式的冲击，但又何尝不是公共生活健康踊跃的一种象征呢？
迈克尔·舒道森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意味深长的指出，“如果民主需要公民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就注定会失败”，那些渲染公共生活衰落的人，有什么理由要求“在公共生活中…公民全天候地参与政治活动”？而今的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方式是，“以不伤害民主为前提，人们可以选择不去了解情况，忽视一些情况”，但坚守自己的底线。他对“政治理论家们总是强调公共生活、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公共领域存在的必要性”持批评意见，指出“一个好公民应该知道享受私人生活”，而不仅仅是成为政治议题讨论和表决数字背后的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