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大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背后都有国际格局含义。

　　2008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让人们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想起70年代的发达经济体滞涨危机。这两场危机都具有很强的国际体系、格局含义。

　　大萧条危机，本质是以英镑、大英帝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在往美元、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过渡的过程中，没有国家愿意承担国际责任的“霸权缺失”所导致的。在这之后，美元体系得到了建立。

　　70年代的货币金融与经济危机，则是美国与欧洲、日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外围”中心、外围概念，源于1949年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中心—外围”论在20世纪50-70年代在巴兰、佛兰克、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等人做了演进。这一时期的“中心—外围”论强调国际分工层级，在经济层面强调国际商品交换的不平等性。但国际学界对“中心—外围”论有很多质疑，比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布鲁尼认为，剩余从外围国向中心国的转移并不是外围国家不发达的原因，至少不是惟一的原因，过分强调外围经济的不发达状况，并将责任归究于中心国，却没有看到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外围国同样爆发了工业化，而且也无法解释为何在外围国内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是极端的不平衡。

　　本书的“中心—外围”结构，则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中心地位，以中心-外围结构来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全球信用货币体系进一步形成了以美元为实际中心地位的中心-外围结构。麦金农《失宠的美元本位制》（2013）、李扬《失衡与再平衡》（2013）均使用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外围”结构的说法。笔者还将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体系的“中心—次中心—外围”结构》的课题研究中，进一步论证和描述这一结构。结构崩溃所导致的。不过，这并没有引发美元体系的危机，而是在80年代未参与“二战”的拉美在经历繁荣之后爆发债务危机，成为美元体系的“新外围”，并在冷战体系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过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列的卢布体系整体纳入成为美元体系的“新外围”。这重建了美元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一新的美元体系，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

　　2008年的危机，本质是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体系危机。在2008—2009年，华盛顿和伦敦G20会议均以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新兴市场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为目标。但是，这低估了新的美元“中心—外围”结构的反刍力和修复能力。美元体系显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2010年开始爆发的欧债危机，让人们认识到欧元区在新体系中“次中心”的角色还不够稳固，2013年美联储酝酿QE退出所导致的新兴市场调整则预示着下一场危机的到来。而无论是欧元区的“次中心危机”，还是新兴市场的“外围危机”，都不仅不会对美元和美国的“中心”产生大的负面冲击，还会对美元和美国的中心地位产生巩固效应。

　　这就是我们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格局图景。这一图景自2010年开始展开，将维系到美联储未来持续的紧缩周期结束，一般认为美联储宽松将在2014年完成量的宽松退出，将在2015—2016年开启加息退出零利率政策，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将维持三年左右，即2018—2020年。

　　以2010年为分界点，我们正处于2010—2020年新的全球周期。与这一周期对应的是2000—2010年的全球扩张周期，或者说是1990—2010年的大的全球扩张周期。

　　当前这一新的全球周期的图景是什么？在“中心—次中心—外围”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体系里，是中心向上（美元和美国经济体系）、次中心趋稳（欧元和欧元区经济体系、英、日、加、瑞士等个别发达国家货币和经济体系）、外围向下（绝大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和经济体系）的大分化格局。

　　大分化格局，在2010—2012年的欧债危机表现为美、欧的大分化；在2013年，则开启的是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大分化。充分认识我们所处的国际货币金融经济体系和国际体系新阶段，充分认识我们当前所处的全球大分化格局，是观察中国经济大环境的前提，是解构中国经济发展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也是我们做出各种政治、经济、金融、投资决策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