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毒胶囊、地沟油、造假羊肉、假药……问题产品没有找不到，只有想不到。老人跌倒无人敢去搀扶，公交车上也有老人对身体不舒服的年轻人动粗，理由是对方没有主动让座，振振有词，让本来赞同公共交通工具明确颁行某种让座规则的人也变得无话可说。官员被查，好些人打听的是“他得罪了谁”，感叹“原来这么倒霉”，对贪腐和道德腐化问题反倒不闻不问。下级到上级办事，把事情办成了，基层官员获得提拔，申请者获批保障房，他人议论的是“找了谁”，言外之意不找人是决计办不成事的——这种认识自然是偏颇的，却是包括相当一批公职人员在内的民众的“常识”。
伦理、道德、规则，乃至道理，在而今都成为了颇有点尴尬的词汇，似乎是弱势一方及“事后诸葛亮”们的专用词。与之同时，这些词汇的使用，往往会招致另一方乃至多方的嘲讽，意即“装正经”。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会容纳价值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但后二者并不至于占据社会思潮的主流。反过来，如果我们把从伦理到规则，再到道理的社会价值体系悉数推翻，造就一个纯粹的原子化的社会，其中的社会成员都不相信“善”也绝不按照“善”的标准行事，只看重利益，谁给的好处更多就赞成谁，必然造成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瓦解。
著名学者、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在其出版的《中国，何以尖锐》一书中，对当今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现实表达出高度忧虑，对之概括为“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人生观上的物欲主义还有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这种状况，伴生的是相当一批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物质欲望的满足，但人们同时也感觉到精神的迷惘和无所适从，“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不公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定”，不敢轻信他人甚至是至亲的亲人。
许纪霖在书中探讨了上述局面出现的根源：首先，从短中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以来，依靠中国民众“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一定程度上丢弃了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实现了富强的崛起，与之同时没有注意文明价值失落和制度改革空缺，因而在文明的崛起一项上陷入滞后，成为了世界体系中“一个偏科的模范生”。
许纪霖将国家崛起分为“富强的崛起”和“文明的崛起”，前者指的是GDP总量和人均额跻身世界前列，标志着物质文明水平的繁荣；后者则是国家制度体系及文明价值理念，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颇有相通之处。在许纪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后偏重“富强”而轻“文明”崛起的发展方式，这个选择实际上早在近代已经作出——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秦汉至清代中期）都贯穿着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在近代后却被“野蛮的欧洲人”打败，中国文明陷入到相比欧美文明的衰败困境之中。彼时，严复、梁启超等先贤已经发现，西方文明强势崛起的奥秘就在于富强和文明，尽管他们也认为后者更为重要，但前者却关系到中国文明的生存和延续。自此，开始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就追求物质和技术意义上的富强，即便是“现代化”的弊病经一战而促成欧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之后，也没有更改过这种追求。1992年后的市场经济建设，让可计算、可交易、可操控的发展思路相当程度上占据了主流，也确实得出了可观的发展成果。
今天的中国人在“富强”追求专注度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于大部分欧美国家。从美国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欧美富国和穷国都竞相向中国求援，这当然满足了“爱国者”的虚荣心。但人们也普遍承认，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几项前提已经发生动摇，譬如社会保障、环境、资源等，以及更为显著的信任危机、道德危机。许纪霖归结指出，“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富强方面的崛起，其潜力已经穷尽，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改变天下的世界民族，下一步就是文明的崛起”。
许纪霖点评了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中国模式”言论，指出这些言论的实质仍是偏狭、旨在挑战主流文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会让中国继续沿着“富强崛起”的单极方向前行。黑格尔就曾指出，“个别的民族精神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会贯通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纵观近代以来的文明史，挑战者最终都会在付出极其惨痛代价后被迫回归正途。因此，中国应当加速进一步融入世界的普世文明，与之同时，按照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的说法，中国也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特文化和个性。
如何实现中国的文明重建？许纪霖认为应当进行一轮文明价值的再启蒙。他批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近年来“只是被动地守住自由、权利、市场等教条”，不能、不敢、“不去主动地回应时代所出现的新潮流、新问题”，强调应正面解释“社会正义问题”、“现代性的缺失面”、“物欲主义的挑战”、“人生的意义和方向”等重要问题。
在《中国，何以文明》一书的第三篇，许纪霖反思了由于经济学家滥用“经济人”、“经济理性”、“工具理性”，从而为“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提供合理性依据的教训。这种滥用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泛滥，但在经历过几十年畸形集体主义重压、长期缺乏有规则有秩序的公共生活的中国，就使得很多人顺理成章剪除了义务感和责任感。要重建公共文化、公共秩序、公共价值等文明建设的基本条件，而今显得困难重重，但绝非毫无办法与可能——制度建设可以为伦理再造提供坚实依托，同等重要的是个人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