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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城市化转型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密码

如前所述，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体系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实现经济追赶的两个必不可缺的前提。但仅有这些是绝对不够的。这首先是因为人们谈论的经济和市场都是在国家的层次上和界限内，市场和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性。 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财产、商品和服务的明确产权界定、保护和实施，而这有赖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和执行力。这些法规及其实施的服务，与学术研究产生的基础科学知识一样，可以让很多人共同使用它们（即存在非竞争性），而又难以强制使用者适当地付费（即所谓非排他性），这样由于交易成本的高昂，在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便在许多纯私有品的场合，也需要政府介入去保护买方的权益和维持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医疗和金融领域的政府干预和管制，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个领域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如财产税、累进所得税和社会福利保障，这已成为现代国家纠正市场失灵的主要功能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它们已成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这是因为收入分配的恶化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增加对抗、破坏和犯罪，从而大大提高经济运行的成本。由于市场是促进经济效率而不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制度，因而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去保持适度的公平本身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
　　当然，政府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集团，又是一个拥有合法强制力和享有极大信息优势和垄断能力的组织。因此，政府往往出于自身的利益或利益牵制过度地提供社会并不需要甚至对社会有害的公共产品乃至非公共品，而过少提供社会需要的、包括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那些公共产品。这就是所谓政府失灵。因此，在市场和政府都会有失灵的情况下，问题就在于如何找到二者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恰当的分工和组合，以实现经济追赶。麻烦在于，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特别严重。
　　因此，“从广义上讲，经济落后创造了一个更快增长的机会，但实际上的追赶依赖于利用这种机会的国家能力或社会能力。” 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和市场是以国家为边界组织，无论什么样的发展战略乃至市场经济体制，都要由一个国家内部生成的政治权力结构认同采纳和实行。不管有多少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种国家能力只能从一国内生的社会力量博弈中产生，故也可称之为社会能力。那么，在向高收入阶段转变因而无形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我们需要的这种国家能力或社会能力究竟是什么？而战后成功地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或地区又究竟做对了什么？
　　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指出，“从1950年以来，超过100万居民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香港、韩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提升到高收入行列。” 即除了沙特阿拉伯这个特殊的产油国之外，从低收入直接跨越进高收入的就只是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亚洲四小龙。世界银行2008年出版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战后25年或更长时期内实现了平均7%或更高增长速度的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有13个，其中除了马耳他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欧洲地中海旅游岛也刚达到高收入门槛外，只有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成长为真正的高收入经济体。 从这个被称为战后奇迹的东亚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都是实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新加坡高度依赖与外部资源的交换，中国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从而具备了追赶经济的必要条件。
　　第二，除新加坡、中国香港为城市经济体，无农村土地和农民问题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战后均由于各自的特殊条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土地的分配较为平均，为其后的工业化起飞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与拉美以及亚洲其他很多国家土地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没有或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相当不同。
　　第三，虽然这五个经济体均非典型的欧美民主体制模式（日本战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期间，是在民主外壳下的自民党55年一党执政体制；韩国在转型期是军政府统治；中国台湾是蒋家父子威权统治；新加坡当时也被认为是典型的民主外壳下的威权统治；中国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英国殖民统治），但均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并提供了经济追赶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财政金融政策的稳定性，没有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巨幅震荡。这与同为中等收入的中东地区国家战乱不断、社会不稳，以及拉美地区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大幅摇摆、恶性通货膨胀不断等形成鲜明对照（表前-6）。韩国、中国台湾还在城市化基本完成、市民阶层成为社会主体、进入高收入行列前后较为平稳地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为后续持续增长提供了避免社会对抗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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