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糟糕的是，富者的财富并不是一百多年以前“镀金时代”的“强盗贵族”先辈那样强取豪夺而来，更没有像古代和近代的富豪那样完全借助权力。而今财富集中度的提升，从根本上是市场和技术革新的产物，这就使得任何形式的“劫富济贫”不再具有过去的那种本来的道德性。更糟糕的是，借助税收等方式调控财富分配，各国政府的所为同样被挑出存在公平和效率等方面的硬伤，这也是为什么超级富豪们并不信任政府的再分配职能，慈善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原因。

    同样糟糕的是，慈善资本主义这种模式自近代起，就从来没有真正起到过大幅度减少饥饿、贫困、疾病以及改善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在野蛮殖民时代，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新兴资本家热衷慈善捐助，但同期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却日益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带来的治理乱象最终促使“小政府”被终结，政府才拥有了扩大税收以提供公共产品的权限。在新世纪，从比尔·盖茨到其他更多的硅谷新贵，同样将大量财富用在了慈善公益事业上，疾病、饥饿和“数字鸿沟”等问题却在他们慷慨解囊的受捐助国表现得更为严重。

    市场并不公平，笃信市场自由可以解决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人们不承认这一点，还将抗议大公司和巨富者的大众斥为仇富的民粹主义者。反过来，政府可以解决市场无法注意到和解决好的一些问题，却又会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除了效率，还有管制衍生出的牌照垄断及相关寻租腐败——迷信政府干预力量和有效性的人们痛斥资本家的贪婪，却无法解答如何避免这些问题。两种观点的辩论而今已陷入鸡同鸭讲式的困境，即只强调市场或政府主导的弊端，并且为了增强己方观点对受众的吸引力，把市场或政府主导的优势描绘得完美无缺，这造成了经济政策领域的极大起伏性以及政策本身带有的缺陷，最终让大众陷入无所适从。

    路透社资深编辑、同时为英国《金融时报》工作的财经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所著的《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一书，挑战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带有禁忌性的话题：而今的社会越来越来不平等。经合组织2011年发布报告指出，无论是美式资本主义，还是更为推崇社会福利和公平的北欧、德国、以色列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都很快；同样，在若干个新兴经济体中，前1%的富豪掌握的财富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工业国家。世界已分成了富豪及其他人两类。

    贫富差距在短短几十年迅速扩大到前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背后的推力是技术革命、全球化和广泛扩散的“华盛顿共识”。这正是问题所在，尽管批评者拿“华盛顿共识”力推放松监管和降低征税说事，但正如报告数据所证实的，高税率国家贫富差距问题和扩散的速度跟税率很低的美国一样严重。因此，可以认为，“华盛顿共识”对于扩大贫富差距起到的更显著影响，是推广了技术、现代公司管理体系、股东责任、悬殊化的薪酬等美式增长方式。如果不引进这种方式，无论是原先的工业国家还是后发经济体，都无法实现和保持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如果不扩散这种方式，经济全球化将不能取得如此惊人的发展成果。

    作为控制贫富悬殊问题的一贯办法，政府干预（增加管制、征税）对于这个时代的财富增长模式来讲，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更棘手的是，政府干预本身的可操作性变得越来越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书中就指出，以美国政府为例，尽管这几年来都在努力推动制造业复兴、调高富人阶层的个税缴税税率，但华尔街和跨国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分别通过资本流动、产能转移来规避政府干预。并且，顶级富豪们还是美国民间智库的最大赞助者，加强政府干预特别是加重征税的做法，会被反复描绘为贪婪，导致倡议者的政治支持率下降。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书中流露出，对越来越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政府调控等再分配方法效率低且不受欢迎。另一方面，贫富悬殊让富人的下一代更有机会获得成功，而中产阶级及以下阶层家庭的孩子很难获得足够的机会，即便是极少数抓住了机遇的幸运儿，也承受不起失败的代价，没有“第二次机会”。这种现实极大的降低了社会流动性，还催生出急功近利、膜拜财富而轻视道德等一切可能束缚快速致富约束的社会心态。克里斯蒂娅·弗里兰驳斥了Linkedin公司联合创始人、亿万富豪里德·霍夫曼等巨富阶层人士所称只要拥有“为适应未来所需的心态和技能”，人人都可能成为亿万富翁的误导性言论。

    《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这本书没有提出如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及该问题衍生出的其他经济和社会乱象的具体办法。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也仅仅只能从华尔街投行精英等部分顶级富豪通过各种方式游说美国经济政策、获得寻租收益这一点问题上着手，强调要警惕“精英阶层的致富方式”，但这个思路无助于遏制互联网、文化和艺术等与政府加强干预或减少干预关联减弱领域的财富集中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