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本书的想法，始于5年前我与他人进行的两次谈话。那时候，我的上一本书刚刚出版。那本书的内容涵盖了网络信息环境下10年来的研究成果。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像自由和开源软件或维基百科这样的大规模合作，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另类网络故事，而是代表着重要的发展方向。只有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才能实现向网络社会和网络经济的转变。
我的第一次谈话是与维拉·弗朗兹（VeraFranz）进行的。她是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SocietyInstitute，OSI）的一位负责项目管理的官员。她问我能否帮助OSI思考一下怎样建立一个覆盖中欧和东欧的开放获取（open-access）的科学出版系统。这恰好就是我正在研究的在线问题——在线合作体系的建设。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不知道该怎样让科学家将他们的成果贡献给这个开放获取的出版系统，至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我跟她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工作（包括其他研究在线合作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克服不信任上面。我们身居其中的学术和政策系统，完全被“自利的理性决定人的行为”束缚了，以至于我的工作完全局限在“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在线合作？为什么它是这种新环境的稳定特征？为什么它对于网络社会的未来特别重要？但是，对于维拉提出的问题——“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这个合作型组织运转起来呢？”我却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对我来说，就是在此时，我的关注点开始从对“为什么会产生在线合作”进行宏观解释，转向了“如---何设计合作系统”。
第二次谈话是跟硅谷连续企业家（serialentrepreneur）塔拉·赖梅（TaraLemmey）进行的。我们谈话的地点在赫尔辛基，时间在2月。塔拉问我：为什么不给更多的读者写点东西呢？确实，我的书不容易看懂，我的文章更不容易看懂。我说我喜欢这样。再说，有那么多人呢，他们会为更多的读者写书，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究竟擅长什么。塔拉看着我说：“跟做别的事情一样，这只是一种技能。你能学会新东西，你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也学学这个吧。”此后，她极尽所能地劝说我，我只好试试了。《网络财富》（TheWealthofNetworks）这本书是知识共享非商业性使用版权许可的，因为我想确保不会有人因为买不起而看不到它。塔拉解释说：“阻止人们得到它的障碍不止一个。”没错，相对于版权来说，不易读懂和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是更大的障碍。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排除不同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次谈话，才有了今天的这本书。如---果你确实发现这本比上一本更具可读性，那么，你和我都要感谢兰登书屋/皇冠出版社（RandomHouse/Crown）的塔莉亚·克鲁恩（TaliaKrohn）和罗杰·肖勒（RogerScholl），他们是本书的编辑。
与我一起开展研究的那些学生和同事，给我带来了非常好的运气，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是本书的雏形。第一批学生是我在耶鲁法学院教书时建立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耶鲁大学时，与我相处最久、对我的合作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学生是大卫·坦嫩鲍姆（DavidTannenbaum），他负责实验和理论经济学部分的研究工作。这个小组的ShyamBalganesh、SarahFaulkner、AnneHuang、JoshRolnick和PatrickToomey也作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与LeahBelsky和ByronKahr（他们两人都是我在耶鲁法学院时的学生）、MaxBerkelhammer（USC的地球科学博士）、Byron（CityofProgress乐队成员）等人的长期合作项目运作得特别好，最后的研究成果是音乐研究中的自愿支付，这是本书第6章的重要内容。
当我2007年年底来到哈佛大学时，我还是非常走运：戴维·兰德（DaveRand）和安娜·德瑞博（AnnaDreber）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讨论在线合作的事情。戴维是哈佛大学马丁·诺瓦克（MartinNowak）进化动力学项目（PED，ProgramonEvolutionaryDynamics）博士，安娜是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当时正在访问PED。这不仅是一次有趣的谈话，而且意义深远。随后，我们在研究工作上开展了一系列协作，并在哈佛大学的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CenterforInternetandSociety）组织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以合作为主题的研讨小组。研讨小组中聚集了一群最优秀的学生与同事，他们来自哈佛大学和波士顿的其他大学。他们的专业包括进化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工商管理、教育和人类学，他们都积极参加研讨会，仅仅为了相互沟通和试着回答“你所说的‘合作’或者‘利他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等问题，就花了不少时间。这是一段愉快的经历。除了戴维和安娜，我从这个小组中的其他那些人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KobiGal、MakoHill、AndresMonroy-Hernandez、ThomasPfeiffer和FieryCushman。
过去几年，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特别是实验研究和在线实验平台的建设，一直得到了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Foundation）提供给伯克曼法律实验室的资金支持。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的支持对于在线和工业领域的合作观察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考夫曼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我要感谢鲍伯·利坦（BobLitan），以及我的合作研究者约翰·克利平格（JohnClippinger）和奥利弗·古迪纳夫（OliverGoodenough）。我要向福特公司的莱昂纳多·柏拉马奎(LeonardoBurlamaqui）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他在以合作为主题的项目研究上所给予的支持。阿伦·肖（AaronShaw）是我的合作研究小组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博士，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同事，也是我多年的合作者。他负责的一个研究小组主要研究在线合作的种类和模式，还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小组并贡献了很多优秀成果，他们是：YaelGranot、AnnaKim、TimHwang、RoxannaMyhrum、AyeletOz和DharmishtaRood。在工业合作的研究方面，卡罗莱娜·罗西尼（CarolinaRossini）的表现非常出色，他组建了一个研究人员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报告。对于这些协作研究工作，以及正在进行的还没有整合到本书中的众多协作研究工作，我要特别感谢劳拉·米亚科娃（LauraMiyakawa），她是万里挑一的项目经理，确保我的研究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分析和综合众多领域的大量素材，我因为有机会出席各地的各种研讨会而受益匪浅，从同事的深刻见解中也获益良多。在整个研究工作中，萨姆·鲍尔斯（SamBowles）一直给予我极大的鼓励。2004年，他邀请我去圣塔菲研究所（SantaFeInstitute）参加关于行为和制度共同进化的多学科研讨会。他鼓励我从多个学科进行研究，这部涉及多学科的书稿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萨姆·鲍尔斯的启发。我第一次发表关于人类合作体系总体框架的公开报告，是在2008年1月夏威夷系统科学国际会议上（Hawaii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ystemSciences）。邀请我参会的是约翰·希利·布朗（JohnSeelyBrown）——不论我什么时候见到他，他的眼里都透着想要颠覆一切的光芒。他就是一个圣人。许多年来，他的智慧和洞见对我产生了无以估量的影响。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一个由邓肯·瓦茨（DuncanWatts）和迈克尔·卡恩斯（MichealKearns）组织的“大众生产和体系设计”工作小组，这个小组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在2008年参加托宾项目（TobinProject）会议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将合作应用到法律体系的设计上，我非常感谢戴维·莫斯（DavidMoss）邀请我参加那个项目研讨会。
2009年，我有幸跟戴维·帕克斯（DavidParkes）一起组建了拉德克利夫研究院（RadcliffeInstitute）“合作与人类体系设计”探索研讨小组，尝试着把研究非计算系统的人、研究计算机理设计的人和研究合作的人组织到一起。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MahzarinBanaji、IrisBohnet、AmyBruckman、YilingChen、JoeKonstan、PeteRicherson、CharlesSabel、LuisvonAhn，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几个学生和同事。这个小组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前不久在苏黎世进行的一次谈话，让我有机会从布鲁诺·弗雷（BrunoFrey）和斯蒂芬·贝克托尔德（StephanBechtold）那里获得极有价值的见解。最近的一次谈话也是在圣塔菲研究所进行的，我也从中获得满意的收获。我在圣塔菲研究所的公开演讲试图把两方面都做好：既要让这些对所讲内容有兴趣的、富有思想的、其他专业的听众能听明白，又不在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出错太多。听众一直坚持到演讲结束，而且没有打瞌睡，这是个好兆头。科学家们似乎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这也是个好兆头。在这次谈话后，我幸运地与戴维·克拉考尔（DavidKrakauer）和默里·盖尔曼（MurrayGell-Mann）进行了交流。戴维·克拉考尔帮助我对进化生物学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完善，默里·盖尔曼帮我确认了演讲没有什么离谱的地方。以后又会怎样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