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陷入普遍困难。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居高不下的债务事实上很难找到破解的法子，基础设施更新的成本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债主”也无力通过借款等方式来承担的；而欧盟诸国需要面对的债务问题同样严重，财政情况稍好的德英法，外来移民融合发展问题则意味着高额成本；而在经济学家们青睐的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民主国家，不仅面临着远超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扶贫难题，而且急剧增长的人口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劳动力素质需求，从而让这种所谓的人口优势很难转化为发展优势。
与之同时的中国，政界、学术界、媒体、企业界方方面面人士也都热衷谈论转型发展所不得不面对和克服的困难。不同观点的人们其实都认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赞同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问题。分歧就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改革，形成怎样的改革政策。
一些乐观的官员和学者概括出所谓“中国模式”，在承认前述困难的同时提出，只有继续坚持并发挥“中国模式”，才能解决困难。“中国模式”的提出者和赞同者常常举出欧美国家、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前述发展困境，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来说明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强力管控为特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认为需要强化强政府、大国企、投资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
相对应的，部分经济学家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来源于与市场规则、规律的（部分）契合，而问题则是体制改革还不到位，还存在与市场规则、规律的错位。这种错位主要表现在：首先，国有经济不仅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关键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还横向扩张到其他行业领域，例如房地产行业，极大排斥和阻碍了民企、民间创业的发展。再加上，以央企和地方重点国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并未像欧美日许多国家那样，真正履行公益使命，其收益分配、投资运作等都未处于民众有效监督之下，从而造成了体制性的分配不公等问题。其次，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既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也未真正接受监督，让这些经济资源处于少数个人及其决策意志随意支配之下，容易诱发道德风险，存在巨大隐患。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自由裁量权惊人，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或随意变更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持后一种观点，近年来频频通过各种公众场合发声，将经历三十多年沿革的经济体制概括为“半统制、半市场”混合体制，对改革停滞及这种停滞造成的多方面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如果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化、市场化、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倒退成发展水平极低而不可持续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甚至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认为，为避免社会危机的发展，中国应该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地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由吴敬琏与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合著的《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一书，就翔实而系统的论证阐述了上述观点。
《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书中第二至五讲通过对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经济政策沿革的梳理，可信的解释了市场化改革之外的道路、政策无法成功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曾相对完整的引进了苏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套体制最早来源于苏联建立时的战时体制，本是权宜之计的安排，摒弃了马克思“社会大工厂”和“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实际上建立的是“国家辛迪加”。吴敬琏指出，苏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苏联一经实施，就暴露出诸多问题，而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很快暴露出“官僚主义盛行，工商业的服务质量下降，国民经济…陷入僵化和低效”等问题。为此，陈云等经济工作领导者不得不引入部分市场调节要素，来调和苏联模式的弊端；而毛泽东则看到了苏联模式扼杀地方、企业自主权的问题，通过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放权的方式，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轮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但被概括为“分权型的命令经济”改革，在1958年及之后造成了经济混乱，还极大的放大了“大跃进”造成的危害，而后的再改革就以恢复“集中计划（命令）”为导向。从大跃进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历了多轮放权-收紧的经济体制有限改革，却始终无法突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吴敬琏在书中也指出，改革开放之前，历次向国企放权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也没有奏效，皆因为没有真正的“市场”及自由竞争存在，无从达成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本书其他篇节，分别依照时间顺序和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的不同领域（包括“三农”、外贸、国企、金融、财政等政策领域），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验、局限以及体制有限改革造成的新问题，以活生生的改革成果及曲折、教训证明，大凡在市场化改革推进比较坚决、改革配套比较齐备、政府职能和权力公共转型较为成功的领域，例如外贸、外汇体制领域，发展成效就比较突出、遗留问题就较少；反之，在有关职能部门或利益集团阻挠改革深入、政府职能和权力公共转型较为缓慢的领域，如社会保障领域，问题暴露就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