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研究所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在其所著的《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就阐释所谓“大数据”的含义：不仅人类生产和生活中“有意义”的信息海量产生，相比以往呈几何数级的爆炸式增长，“无意义”的数据的膨胀速度也同样惊人；而且，政府、企业已经具备了全面采集“大数据”并予以无遗漏分析的技术能力。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毫无疑问会给人们带来空前便利。以往依赖于采样分析而得出的公共政策决策、消费者需求调查、美学设计，都将让位于基于全面数据的分析，将更趋于科学化、精准化。而信息存储和利用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互联网、“云”储存可以让人低成本的查找和利用文献资料，实现“足不出户、洞察天下”。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人不仅是信息、数据的使用者，还是生产者。有关我们的信息，有些是我们自身愿意让他人了解、共享的，也有很多不乐意公之于众的隐私信息。但大数据体系本身，不考虑个体乃至群体是否愿意分享，而是自动自发的吸纳着所有可以吸纳的数据。

    一个人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查知心仪对象的底细，也将成为被搜索对象，用人单位人力资源专员很可能通过他（她）的微博获悉简历之外更为真实、暴露出更多缺点的一面，甚至会因为几张搞怪照片就认定他（她）是一个轻浮的人，而做出拒绝录用的决定。同样，而今的企业已经不能通过公关传播等包装手段，来塑造所谓的完美形象；只要有过违法记录、违反社会责任履行要求的记录，就将持续付出形象代价。

    有趣的是，与《大数据时代》形成参照，揭示大数据时代带给人的负面影响的另一本书《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也出自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之手。《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开篇即阐释了大数据时代带来的隐私非隐的问题，指出，“数字技术已经让社会丧失了遗忘的能力，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善的记忆……Google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自己能够记住的还要多。”

    基于技术形成的大数据体系，造成了隐私非隐，让人无法遗忘、舍弃信息，这也是对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记忆习惯、知识积累与传播方式的逆反。书中指出了数字化记忆发展的4大驱动力：第一，数字化，数据收集、信息复制的成本趋近为零，可以极为便利的大规模生产；第二，存储便利、廉价、趋近于永久；第三，易于提取；第四，全球性覆盖，瞬时实现全球共享。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提醒指出，人们之所以能够结成群体和社会，是因为接受一定范畴的共同信息，从而形成共享记忆和共同情感；如若而今及以后变得不会遗忘、不会对信息作出范畴限制，共享记忆和共同情感及其提供的基础作用就会消失。非但如此，大数据体系、数字化记忆还可能造成对公民的全景控制，进一步强化社会等级，巩固并加深现有的不平等的信息权力分配。

    《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书中提出了对大数据体系、数字化记忆负面性的六种可能对策：数字化节制、保护信息隐私权、建设数字隐私权基础设施、调整人类的现有认知、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态、完全语境化。

    “数字化节制”指的是人作为信息社会的主体，要积极发挥能动性，在洞察到放弃“遗忘”的潜在影响后，审慎控制过多的个人信息对外发布。当然，这需要就此作出一种艰难的权衡抉择。积极分享个人信息毫无疑问可以为我们带来诸多便利，控制信息分享会减少部分便利。

    保护信息隐私权、建设数字隐私权基础设施、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态，需要政府及互联网行业、法学界等方面加强协商。信息隐私权最基本的形式是给予个人选择是否共享信息的权利，严禁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在法律许可和信息所有者许可之外，滥用个人信息。尽管对“信息隐私权”这个概念的界定，必然将引起较大争议，但唯有通过广泛讨论，方能为共识的取得创造可能。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建设数字隐私权基础设施，并推动相关的立法进程。

    所谓“调整人类的现有认知”、“完全语境化”，指向的是数字化、互联网时代信息存储及形成记忆中容易被忽视的两大缺陷：无法被数字化存储的信息被忽视，可以被数字化的信息（数据）在被提取利用时会脱离原有语境，形成新的数字化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