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完全进入工业社会的人口大约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0%多。这一过程已经经历了200-300年。工业化的成就之巨大是无可比拟的，而它的代价和矛盾也是众所周知的。在工业化早期就产生了激烈批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思潮。到20世纪中叶，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的矛盾日益凸显。于是，一些人断定人类的经济增长必有极限，必须实现“零增长”才可能拯救地球，此观点以罗马俱乐部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代表。另一些人则主张，人类只有摒弃现代大工业生产而采取不依赖化石能源的“中间技术”才能应对资源环境约束，保持经济增长。此观点以舒马赫的名著《小的是美好的》为代表。
    平心而论，中国从较早就认识到了200多年以来以化石能源和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所产生的问题。也曾十分犹豫过是否应该走上这条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例如，“中国不能走小汽车进家庭的发展道路”的主张长期影响着对汽车工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至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这样的主张。许多人也曾主张中国不要发展西方采用的大机器生产的工业技术，而应发展“适用技术”。这样的主张还曾一度写入政府的正式文件。但是，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实际上总体上是沿着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路径推进的，我们的工业技术路线同发达工业国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是西方工业技术和工业化思想向中国的扩散和转移。在现实中，我们并没有发明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工业技术路线的中国“适用技术”，而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
    虽然今天看来，这样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产生了许多问题，“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矛盾十分突出，但是，我们不能享受着工业发展和工业文明的福利，却诅咒工业化的合理性和伟大历史贡献。世界上没有不付出代价就可以获得的利益，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我们也绝不能无视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局限性。特别是当传统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轨时，更应该深刻认识传统工业化的弊端。尤其是，以传统工业化方式发展经济，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技术、利益、观念、体制等各方面都顽强地存在着保守性和强大惯性，非下极大的力气不足以将运行了数十年的中国工业化快速列车转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运行轨道。传统工业化形成了若干路径依赖现象。“十二五”正是开始艰难摆脱各种路径依赖现象的重要转折时期。
    1，低价资源依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血拼”式竞争的道路。这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决定的。“血拼”式竞争的积极意义是对计划经济的彻底否定，是在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弱势者的竞争方式。也可以说是当中国进入无情的市场经济，被“逼上梁山”而不得不采取的奋不顾身、不畏牺牲的竞争方式。“血拼”式竞争就是无限制地将“优势”资源用到极端。这样，粗放式增长方式就是必然的选择。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不择手段”的性质。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竞争，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直接参与的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是：“最大限度利用不可流动的要素（降低价格）去吸纳可流动要素”。不可流动的要素主要是：税收、基础设施、土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在国际间，劳动力也是流动性很差的要素。可流动的要素主要是：资本、企业家、技术等；在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性较强。
    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通常是由政府决定的，或者是受政府直接干预的，所以，当地方政府成为地区间竞争的重要参与者时，各地区间不可流动要素竞相降价的“血拼”式竞争就成为普遍现象：减税优惠、低地价、低资源价格、低劳动保障、低环保标准。这样，不可避免地加剧以低价格要素大量投入为基本特点的经济增长的粗放性。
    在工业化初期，粗放式增长可以利用低价格资源获得产品的成本价格优势。利用低价格的资源对于使用者可以提高其竞争力，而对于资源的供应者则是需求的来源。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资源物质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大量使用资源，具有短期的经济合理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工业技术和未达到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物质都不是高价值的资源。此时，开发技术的昂贵性和耗时性，决定了技术的稀缺性。所以，使得在一定时期内用价格低廉的“资源”替代稀缺昂贵的“技术”，成为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另一角度看，技术的进步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而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需要有资源的消费。从这一意义上说，短期内的大量消耗资源是将来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基础。所以，如果在某种资源的消耗枯竭之前就可以发现或发明新的替代资源，则尽量使用该种资源以获得竞争力优势就成为一种理性行为。
    粗放式增长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存在的理由，但毕竟是高代价的和不可持续的。当粗放式增长的弊端越来越凸显的时候，其直接市场表现就是低价资源时代的终结。到“十一五”完成而进入“十二五”时期时，我们看到，各种资源价格均快速上升，即使当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而需求明显不足时，资源价格可能会暂时下降，但上升的趋势也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似乎是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几乎“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供求关系的显著变化。2011年，工资的增长幅度显著提高，企业普遍感受到工资成本上升的很大压力和“招工难”、“民工荒”。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在四川、河南等内陆人口大省中发生，可以说已经是一个普遍性现象。
    这些情况证据确凿地表明，低价资源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也直接意味着“血拼”式竞争的粗放式增长必须转变。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已经形成了对低价资源的高度路径依赖，即对粗放式增长的高度路径依赖。要摆脱这样的路径依赖绝非易事。从2011年以来的工业经济状况突出地体现了摆脱以低价资源为前提的粗放式增长路径依赖的艰难。例如，一旦增长率下滑，企业的利润增长立即显著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再如，企业对资源价格上升的承受能力很低，资源价格上升几乎很快会“吃掉”企业利润。又如，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往往还是采取老一套的方式：提供低价格土地、减免或“返还”税收等。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进入“十二五”开局之时，有更多迹象表明，中国工业发展确实已经开始走向摆脱低价资源依赖的方向。
    2，投资扩张依赖。由于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因而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说，必然具有较高的投资率，否则经济将因供过于求而衰退。不过，中国经济的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较低，与过去相比，推动同样地经济增长率必须有更多的投资。所以，即使是为了保持同样的经济增长率也必须投入更多地资金，资金-产出率趋向于不断提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增长都高度依赖于投资扩张。
    尤其是，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手段，鼓励或限制投资几乎成了最常用和最能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工具。2008年所采取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有效的政策之一就是增加“四万亿固定资产投资”。2012年出现经济增长率快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08-2009年大幅度增加投资而快速上马的项目到2010年以后缺乏后续投资资金所导致的，因此再次应对增长率下滑的主要应对措施仍然是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经济对于投资扩张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是对投资具有极强依赖性的模式，而中国工业化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中国具有雄厚的储蓄支持着高投资。
    尽管对于投资扩张的路径依赖不是在短期内可以根本改变，但是，自“十二五”开局以来，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倾向于摆脱投资扩张依赖的新现象。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开始出现了从粗放型投资扩张（需求拉动性投资）向创新型投资推动（供给改善性投资）转变的迹象。前者的性质是，投资的意义更倾向于从需求面拉动增长，其政策着眼点是短期的宏观供求平衡；后者的性质则是投资的意义更倾向于从供给面推动创新和优化结构，其政策着眼点是长期的效率提高和产业升级。当然，我们也看到实现这种转变的艰难性，反映了中国经济投资扩张依赖的顽固性。例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鼓励，原本的实质意图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但在一些地方却蜕变为在一些新兴产业的低端产业链上铺摊子，进行盲目投资，很快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并遭到美欧等国的反补贴、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惩罚。再如，不少地方搞“创意产业园”、“软件园”、“动漫园”等，原本也应是促进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行为，但其中一些也演变为政府补贴下的投资扩张、圈地建房。可见，要真正摆脱投资扩张依赖也绝非易事。不过，同以往相比，“十二五”摆脱投资扩张路径依赖的趋势已经确有积极表现。特别是，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摆脱投资扩张依赖的表现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具有内在的真实动因可以使这一趋势得以继续。当然，摆脱投资扩张路径依赖的过程中也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甚至矛盾，值得我们观察和研究。
    3，过度外需依赖。我国经济界和学术界大多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外需拉动型的。其实，这一判断并不准确。由于中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体规模很大，从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看，净出口的贡献率从来小于内需（消费+投资）。2000年以来，净出口贡献率最高的年份200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达到23%左右。近几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净出口对中国增长率的贡献大幅度下降，特别是2009年，净出口贡献率为-40%，2010和2011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也几乎没有多少贡献。但是，从进出口的规模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又确实比较高，这表明中国产业的开放程度已相当高，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已很紧密，有些产业的增长及相关企业经营状况受到外需市场的很大影响，即如果外需减少或增长缓慢，中国一些以外需为主的产业和企业生产的增长率将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状况。
    如上所说，从宏观经济来说，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是靠外需拉动；外贸依存度虽然仍然较高，但中国经济的国际分工地位和角色确实在发生转变，内需的贡献率将保持主导地位，一些过去主要以国外市场为主的产业和企业也正在向更注重国内市场的方向转变。这样，无论是从宏观经济层面，还是从产业和企业层面看，中国经济包括中国工业都必须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拉动的增长型式。
    特别须要明确的是，改变过度的外需依赖并不是降低工业品进出口的重要性。由于世界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而且国际分工是提高效率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我国必须以大量的工业品出口来平衡国内缺乏的资源进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扩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将是中国长期的重要任务。特别是，中国不可国际流动的亿万劳动力，必须通过生产的全球化来得到充分就业，所以，工业品出口的不断增长必将是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因此，摆脱过度外需依赖的实质是，更大地促进国内需求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必须从一个生产大国发展为一个生产和消费大国。
    4，虚拟金融依赖。在各经济领域中，工业是改革最彻底，开放程度最高的领域，因此，竞争也最激烈。与工业相比，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特别是金融业改革开放远远没有与工业同步。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却在发达国家经济的高度金融依赖性以及一系列国内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越来越高程度的金融依赖性。这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金融流动性和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必须以更多地金融流动性（货币供应）来支撑和刺激经济增长。在产业层面表现为，虚拟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实体资产（例如房地产）金融化和虚拟经济化的倾向明显，资产价格泡沫化现象突出。而在企业层面则表现为，实体产业包括制造业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进行金融性和资产增殖性投资，一些制造业企业的非主营（投资性）业务收入和利润超过主营业务。由于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的获利性远高于实体产业，加之实体产业经营环境恶化，企业负担过重，因而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不在安心于实体产业。在实体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基础还很不坚实的条件下，就产生了过度金融依赖现象，对中国工业化的前景将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也非常不利。因此，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这是最高决策层非常严肃地提出了必须回归对实体经济关注的警告。
    那么，究竟什么是实体经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5月28日举行的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战场”。这就更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经济必须摆脱过度金融依赖，特别是摆脱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偏向，明确主张将发展工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最重要领域。可以说，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动向。
    总之，“十二五”开局，各种国际、国内因素共同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动力，更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工业的转型过程，特别是指向于摆脱传统工业化路径依赖。2011年，我们既看到这一趋势的积极现象，也看到由于传统路径依赖而产生的不良现象。不过，无论是积极现象还是不良现象，都明显地预示着，“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路径必将发生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