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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化和集团化趋势

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可能成为强大、自由的媒体的盟友，而不是敌人。要使公众相信他们在大众媒介上读到、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产品”必须是可信的。否则，公众不会购买产品，广告就会下滑，媒体公司就得赔钱。这也使得美国媒体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获利与为公众服务的齐头并进。
　　
　　垄断传播媒介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规定的言论自由包括媒体业主有权控制其所有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即使这家媒体是一个城镇唯一的报纸、电台或者电视台，媒体业主也可以这样做。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拥有媒体发行产业的极少数人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享有第一修正案中所规定的在媒体上传播自己观点的权利。正是意识到所有权集中所带来的影响力优势和丰厚利润，近些年来，媒体产业出现了一种所有权和利润所得不断集中的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传播行业出现了迅速集中化的趋势，一大批公司加入到了并购的热情“合唱”中。到1983年，50家大公司便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的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动画图片的买卖，此后，这一数目在不断缩小。如今，6家大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Jason，而美国全国有近1 600种日报，8 800多家电台和8 900多家电视台，98％的家庭拥有至少一台电视机。这6家媒体巨头分别是：通用电气公司（GE）、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迪士尼公司（Disney）、维亚康姆（Viacom）、时代华纳（Time Warner）和CBS。这其中，维亚康姆曾在2000年收购了CBS，但在2005年又对公司进行了分拆，也即CBS集团和维亚康姆国际。
　　就电视网而言，六大公司控制了70%的电视业务：除去维亚康姆对CBS的收购再分拆之外，迪士尼公司拥有ABC和ESPN电视台，通用电气收购了NBC，新闻集团拥有FOX，时代华纳控制着CNN（有线电视新闻网）和HBO电视台。“六大”的控制不止这些，仅时代华纳就拥有着全球六大电影公司之一的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全球最大的电影院连锁公司（总量超1 000家，且全部在美国境外）、美国最大的杂志出版集团（拥有《时代》周刊和《财富》等）、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唱片公司、全球主要图书出版公司（在美国本土之外的销售额占全球图书销量的42%），此外还拥有法国、德国、日本、南亚一些媒体的股权。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各大公司对网络媒体有了新的认识，比较著名的是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AOL）的合并。不过，这一并购并不成功，2002年4月，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 Times Warner)公司宣布其债务高达280亿美元，联合公司开始走向没落。同年7月股价跌至87美元，而一年前还是5660美元。2009年年底，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分拆，一场美国式的肥皂剧宣告结束。而随着社交网站受到热捧，高盛等公司还相继参股了Facebook（脸谱）。
　　传播媒介日趋垄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美国的大公司与媒体之间形成了密切的链条关系。如今，美国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拥有一家以上重要的媒体，也很少有哪家规模可观的媒体不在一个大产业中拥有一家公司。1983年的那50家大公司中的大多数，都有着利益不菲的海外投资，这也使得它们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利益攸关，部分地基于这个原因，美国主流媒体（如CBS等）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海外增设了很多分支机构乃至子公司。不仅如此，媒体并购潮还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后果，也即很多公司因为共同参股媒体集团而产生了连带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跨国公司都与媒体集团有了相互参股的关系，使得美国主流媒体具有了更多全球化色彩，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也随之放大。但与此同时，许多利益冲突也就成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了。
　　在另一方面，美国媒体的公司化趋势则产生了如下效果：一是新闻报道范围更大也更集中了。尽管现有的十多种新闻供应者提供多种多样的消息，但地方性媒体却已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更主要的是，全国性媒体的新闻报道往往呈现出“类同性”，而非“差异性”。这使得受众无论收看哪家电视台的新闻或者阅读哪份报纸，所看到的新闻都是大同小异的，而且看到的解释也差异很小，这必然在一定程度影响到民众对诸多国际问题的认知取向。在美国，只有不到4%的城市存在着所有权不同的竞争性报纸，绝大多数报纸的编辑方针大同小异，观点也大都比较平衡，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温和。 换句话说，各大媒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在无形之中渗透到了公众的头脑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舆论的导向。
　　二是大媒体集团对国家内政和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在逐渐加大。由于近年来美国媒体市场已被几家大公司所瓜分，这使得大媒体集团对政府决策和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今，许多地方报纸都是靠大报集团或是美联社提供国际新闻。例如纽约时报公司属下有四个报业、广播电视和数字化媒体集团，仅其中的一个地区报业集团就拥有14家地方报纸，而这些报纸的国际新闻主要靠纽约时报公司的新闻社来供稿。地方电视台大体也是这种模式。绝大部分地方电视台都由ABC、NBC、CBS和FOX这四大电视网提供国际新闻。这种影响在大选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一般情况下，美国主流媒体在大选年往往会作出倾向性选择，这种选择与媒体自身的意识形态有关，更与媒体的实际控制人或者说它的大股东有关。媒体的为难之处在于，它本该保持一定程度的公正和客观，或者说坚持自己一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但它又不得不保持某种平衡，不至于冒犯大股东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
　　三是媒体的“市场意识”促使它们会积极地推动战争等有利于自身的事件的发生。从媒体经营的角度看，战争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事件的发生，有着极大的商业价值。一般情况下，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报纸的发行量会上升，电视的收视率和电台的收听率会大幅度提升，报道有力（特别是与利益集团和大企业意识形态倾向接近）的媒体还会得到来自大企业和利益集团的相应资助（如增大广告投入等）。这也是美国媒体一度热衷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四是媒体的激烈竞争在事实上削弱了新闻报道的冒险精神。随着新闻媒介的集中化和大企业化趋势的加剧，为了更有力地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和市场份额，全国性媒体主要考虑的是吸引而不是疏远受众和广告客户。为此，它们特别注意考虑公众和精英人士的意见，并尽量做到不疏远企业。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媒体竞争的加剧往往使大众媒体采取避免冒险的工作方法，因为你失去的客户或受众，就很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抢走。由于担心失去观众（读者）和触犯公司赞助人，新闻媒介在内容的选择上非常谨慎，不敢轻易冒险。它们通常喜欢追随主流的和官方的新闻源，尽量报道美国成功和辉煌的一面，这也使得在客观上它们的意识形态倾向接近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
　　五是媒体倾向于接近企业精英的意识形态。由于企业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媒体变成了它本应当监督的企业结构的一部分。美国的电视网、报纸、杂志和影片公司的经营者与美国的其他公司一样，其成员也是由属于社会富有阶层的董事会组成的，纽约各大银行的代表坐在各大电视网的董事会里控制着信用投资和债务资金的筹措。不仅如此，许多电台、电视台、报纸和出版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银行、保险公司、大型法律事务所、大学以及各种董事会的合伙人或董事。与媒介公司的董事们密切相连的是强大的企业组织，而非公共利益团体；是资方而非劳方；是政府建立的思想库和慈善机构而非相对应的基层部门。像福特这样的一些公司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等主流媒体的董事会里都有它们的董事。
　　这种接近的直接后果是，媒体的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属企业及其相关组织的影响，新闻内容也无法完全逃脱公司的干预。重要的是，这种干预并不是单独的、对于某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的干预，而是对于媒体操作方针的干预。
　　这种“看不见的干预”往往在媒体内部产生连锁反应。第一个连锁反应是高级新闻主管们自身也要服从公司董事和老板的领导，因为董事和老板对财政与公司业务拥有最高权力，他们必要时还会对处理新闻的方式和属下各级的雇用与解聘作最后决定。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些大公司的新闻学院会开设一门直观教学课，花费数百万的预算来剖析和攻击它们所厌恶的新闻报道。，但没过多久，它们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它们成了那些所厌恶的新闻报道作者们的雇主，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告诉记者和编辑们，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相互兼职”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美国，存在着“多头统治”的问题，也即企业权力分散在多种不同的集团手里，这表现在以明确的地域为中心，包括工业、银行、公用事业和保险公司在内的企业集团。在美国媒体出现并购潮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的相互兼职现象就已经十分严重了，许多公司主要负责人兼任其他公司董事的平均数达到了5以上，而花旗银行等兼任总数在50以上。这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影响，由于兼任情况普遍存在，使得被并购的媒体不仅要考虑并购者的利益和感受，还要注意与并购者有兼任关系的公司的利益。例如，你在报道孟山都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与花旗银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还存在着相互兼职的关系，而你所在的恰恰就是花旗银行控股的媒体，那就要掂量着如何报道了。即便具体操作的记者或编辑意识不到这点，但花旗银行或你的上司还是会让你意识到的。即便大家都迟钝的话，孟山都的人也会提醒花旗银行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
　　第二个连锁反应是编辑与记者变得更加温顺和“自律”。记者在生产新闻时不会时刻感受到上级的管制，而主编和老板也不会从早到晚进行控制，在他们看来，断断续续地加以管教已经足矣，没有必要进行无所不在的监督，只要偶尔干预一下即可。一般来说，只要新闻工作者产生出一种上级有可能反对某种报道的预感，就足以防止他们采写或编发此类稿件了。换言之，对新闻报道的许多限制并不来自正式的新闻检查，而是来自媒体自身的新闻检查，来自新闻工作者自己——他们在构思稿件时都要预测稿件会不会受到上级的指责，稿件会不会被“枪毙”。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由预感产生的回避行为不但使得老板的直接干预变得更加不需要，而且使得新闻工作者产生出更大的虚假自治感，这种自治是没有任何法定权利保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工作者与其他机构的被管理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一方面要尽力根据预感不断作出反应（即使有时候他们意识不到），另一方面还要在表面上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尊严。
　　“圣牛”（holy cow，意指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或物）是美国新闻界无可回避的现实。媒体眼中的“圣牛”通常包括大公司老板及其家属和好友、主要的广告商及媒体公司老板的政治事业，他们在新闻中往往会得到照顾，轻易不会受到批评，总是能够置身于令人困窘的消息之外，或者被保证有一个正面的形象。他们的存在，是媒体市场化和集团化的产物，也是新闻从业者不得不面对的矛盾现实：新闻理想鼓舞他们要直面并努力揭示这些“圣牛”的丑陋一面，但生存的需要又使之必须考虑媒体及自身的长远利益，避免“赢了战役，输了战争”。
　　
　　“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何被低调处理？
　　在说明美国媒体的经济背景及其与华尔街的关系方面，对“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的报道颇有代表性。这一行动始于2011年9月17日发生在纽约市的集会活动，由加拿大反消费主义组织“广告克星”发起，活动目标是持续占领纽约市金融中心区的华尔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反对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等等。运动不久传导向全国其他城市，之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城市也出现相似运动。
　　对于这一运动，美国媒体最初的判断出现了明显偏差，普遍认为，“占领华尔街”的群众组织松散、主题不明确，在喧闹一阵后会自然散退；还有媒体将其定性为一场不成气候的“华丽”活动，注定失败。《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甚至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抗议者描述为“一群被宠坏的小屁孩”（bunch of spoiled brats）。而《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则写道：这个活动缺乏团结，过程像童话剧一样，各种参与人实际上面临着如找工作、偿还学校贷款等不同的生活难题。因而对这场运动的未来并不看好。
　　在游行的第一周，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对待“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如同其没有发生过，报道十分有限。在接下来的一周，媒体的报道量有所增加，但大多只是零星和肤浅地提及，与游行的规模并不相称。而且，这些报道大多带有偏见，把示威者描绘成一群头脑发热的毛头小伙儿或者老嬉皮，不成气候，没事找事。10月1日下午，美国纽约700多名“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者在穿行布鲁克林大桥时因涉嫌阻碍交通被捕。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均没有报道。尽管主流媒体对此后的一些进展有所报道，但一直都是观望态度多于看好，也就更谈不上支持了。这也在客观上使得“占领华尔街”运动始终未能形成气候，以至于美国媒体都自问：“为什么不占领新闻编辑部？”
　　事实上，如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新闻界也受到了金融危机很大的冲击，一些人失去了工作，很多人被降薪，运营经费缩水，媒体及其背后的大公司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财政考验。美国最大报业集团甘尼特（Gannett Co）就是一个例子。甘尼特公司是全美最大的报纸发行商，发行包括《今日美国报》（USA Today）在内的85份报纸和900份刊物，并经营32个电视台。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负债累累，只好不断裁员，公司更是动荡不已：2009年3月末，《今日美国报》发行人克雷格?穆恩(Craig Moon)闪电辞职；2009年6月起，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雷格?杜博(Craig Dubow)开始休假，并于2011年10月辞职，留下的是平面广告收入大幅下挫的严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甘尼特公司下属的公司又怎么有心思加入“占领华尔街”的大合唱中？
　　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持旁观态度是与其物质基础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它们要维护自己所属企业和财团的利益，而这些公司恰恰也是此番“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反对的公司，媒体当然要淡化处之了。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媒体并购潮，如今，美国主要的金融机构、大型跨国公司都控股或参股了多家主流媒体，这其中，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对美国媒体的控制最为有效。看看美国主要金融机构持有控制作用的股权的媒体公司，就知道为什么主流媒体不热衷于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了：纽约时报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道琼斯公司、时代公司、CBS、ABC、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奈特里德公司、读者文摘公司……而在另一边，美国四大电视网在花旗等华尔街“巨人公司”的董事会中也都有自己的代表，这种利益攸关的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对诸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的报道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媒体也不敢轻易得罪广告主，也即它们的“衣食父母”。正是因为这点，所以我们常见媒体毫不留情地揭发某个政客的丑闻，但对于某个行业或大公司的丑闻，不到万不得已，媒体不会穷追不舍。《纽约客》(The New Yorker）越战报道的经历可谓前车之鉴。众所周知，杂志业赚钱的标志是一年出售的广告版的页数，1966年， 《纽约客》创造了当时的一个纪录，售出了出版史上销量一般的杂志最多的广告页数，达6 100页广告，要知道它是周刊。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1967年，《纽约客》发行量依然保持在44万份左右，但广告页数却开始灾难性地下降，几年内便损失了2 500页广告，纯利润缩水了70%。堪称广告史上最奇异的灾难之一。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其在当时看来激进的越战报道。1967年7月15日，《纽约客》发表了关于越战的长篇报道，此后更是一期期地表达对战争的明确反对。在吸引了年轻读者的同时，《纽约客》却迅速地失去广告。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那些保守的公司撤走了它们的广告以示政治上的抗议。而此前，《纽约客》是为享乐主义的富豪所欣赏的广告的橱窗，被《华尔街日报》称作“文雅公司”。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纽约客》开始调整报道策略，减少和淡化越战题材，而《纽约客》的这场广告灾难更是成为其他媒体的“镜鉴”。
　　
　　并购潮也是话语权之争
　　现在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大收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公司为赢得更多话语权所做的努力。1978年的Pinto（平托）事件就很说明问题。1973年出厂的福特Pinto汽车，在当时引爆了汽车的时尚流行，其漂亮的外形引得当时无数车迷的追捧，但同时其也在诸多媒体黑名单上榜上有名，有人甚至称它为“史上最不可靠的汽车”。渐渐人们便发现由于Pinto汽车本身设计上的缺陷，导致如果两辆Pinto发生追尾的话，将会引起油箱起火，1977年《母亲琼斯》就曾连续报道并且揭露了Pinto的这个问题，但没有引起福特方面的充分重视。1978年，三名未成年少女驾车出行被追尾后，结果所驾福特Pinto车油箱起火，尤其是车门受热变形无法打开，抢救人员只能眼看着车内三人被烧死。这起悲惨的事故，直接导致后来的消防员开始配备汽车切割工具。舆论也为之哗然，福特公司被起诉，虽被判无罪，但此案却助长了水门事件后公众对美国大公司的广泛批评，同时也使福特在内的大公司意识到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
　　1979年，美国司法部发现，在582家美国的大公司中，有60%以上至少因一件非法行为而犯罪，这些行为包括：偷税漏税、不公正的劳动待遇、危险的劳动条件、乱定价格、污染以及非法的回扣。事实上，那时正是工业废料大量排放，污染日益严重，大公司为了效益和迅速发展不择手段之际，也是美国媒体对大公司谴责最严厉的时期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公司的并购（媒体）冲动。而这种并购是有先例可循的，在“黑幕揭发运动”时代，摩根财团为反击黑幕揭发者及老罗斯福总统的舆论攻势，先后收购了《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美国人杂志》（America Magazine）、《世纪》（Century）及《哈泼斯》（Harpers）等杂志，结果这些媒体很快就停止了对大公司的批评和攻击，并且开始做起了正面宣传。最有戏剧性的是大力宣传公司改革和妇女选举权的《展望》（Look）杂志，在被洛克菲勒财团买下后，成为了反对公用事业公有制和妇女选举权的急先锋。
　　不仅如此，商业团体为了对冲媒体报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寻求影响新闻媒体的渠道，例如赞扬商业报道，在大学开设商业报道培训班，在电台上赞助艺术与文化节目，创立或支持新保守主义智库，与新闻工作者进行圆桌会议，大声抱怨他们被“自由”媒体所诋毁，等等。尤其是那些未能在并购潮中参股和控制媒体的公司与商业团体，此后更加注意在这方面的投入，以求与那些并购潮中的获利者保持某种意义上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媒体的并购潮，与水门事件的报道有着内在的联系。由于《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成功的报道，并创造了媒体掀翻总统的先例，那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激增，从而对大公司形成极大的压力。在努力进行媒体公关的同时，很多公司意识到，如果能掌控媒体，对调查性报道的遏制就会更加有力一些。耐人寻味的是，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波并购高潮后，美国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力度和深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回调。
　　并购给大公司带来的话语权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那些政策和舆论依赖度较高的公司来说，通过并购，它们可以号召下属的新闻传播媒介来帮助自己做最想做的事情——影响公众舆论和政府的政策。最低限度，这些公司也能确信下属媒体不会轻易对母公司以及子公司进行损害性的报道，至少会将这种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程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最反感媒体的部门（一些大公司），却在那之后越来越多地拥有了媒体。这也许正应和了林登?约翰逊的理论：“宁愿让你的敌人站在你的帐篷内往外面撒尿，也不能让他们站在外边往帐篷里撒尿。”克里斯?马修斯不仅提到了约翰逊的话，还提到了《教父》中的一句话，“你应该与你的敌人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媒体并购潮，对大公司和媒体来说是双赢的局面。大公司得到了更多的媒体控制权和舆论引导力，赢得了对公众、国会乃至总统更多的话语权，而主流媒体则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实现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乃至电影公司多种媒体的信息共享和“集团作战”，话语权优势就更大了。
　　但媒体所有权（media ownership）集中的趋势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忧虑。记者兼学者的本?巴格迪坎（Ben Bagdikian）在其1983年出版的第一版《传播媒介的垄断》（The Media Monopoly）一书中就曾警告说：一些传媒公司将控制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所读、所听和所见。他担忧这种所有权的集中和对内容的控制，会压制社会上不同声音，从而导致新闻传播不能全面而准确地描绘社会现实。而20世纪80年代的媒体并购潮则加深了人们的忧虑，也是2003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进一步放开媒体所有权管制的改革遭遇强烈反对，并胎死腹中的原因所在。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潮，是与里根政府放松媒体所有权管制有关的。1982年，FCC修改了广播电视台买卖事项的规则，此前的原有规则规定广播和电视台在取得许可后3年以内不得买卖，而新的规则取消了这一禁止买卖年限，规定只要获得FCC的批准，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卖。1985年，FCC更是将一家公司在全国可以拥有的广播台、电视台的数量上限，由7家提高到12家。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并购浪潮，则与克林顿政府1996年修正并通过新的电讯法有关，该法案解除对传播产业跨业经营的限制，以开放竞争的方式，让传播业者跨行业经营其他种类的传播媒体，以适应新科技所带来的新传播环境。这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撤销对一家公司在全美所能拥有的广播台数的上限；将一家公司在全美的电视受众覆盖率上限从原有的25%提高到35%；大幅度放宽一家公司在同一城市所能拥有的广播台数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仅在1996年新法实施的当年，全美就有2 200多家广播电台易主，到了1997年，美国广电市场的80%都被大公司吞并。也正是在1996年电讯法的鼓励下，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之子）主政的FCC于2003年启动了媒体所有权改革，这一改革得到了相关利益集团的支持。为进一步“放开手脚”，媒体集团和它们的盟友一直在用金钱铺路，做FCC和国会的工作，从1995年至2003年，它们投入了2 900万美元用于政治捐款，同时花费了9 500万美元用于游说华盛顿，总计达124亿美元。
　　2003年6月2日，FCC在经过长时间酝酿后，终于作出决定，把媒体所有权中电视观众覆盖率上限从35%提高到45%，同时放松其他一些限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和各政治力量、媒体公司及利益集团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法案问世后，反对声席卷全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有近200万的美国人与FCC取得了联系，强烈反对放宽对媒体巨人的管制，而成千上万的选民更是与他们选出的官员和议员联系，传达相似的信息。社会各界纷纷加入争论中来，许多专栏作家都撰文表示，这样做将会伤害到美国的自由与民主，并会妨害新闻的自由与独立。一些政客也公开表明了立场，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法案如果成行，将会出现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极端的合并”。他的忧虑有很大的代表性。事实上，就连广告商也抱怨说，如果继续得到“壮大”，那些媒体“大鳄”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会威胁他们，会直接去找客户，总之会采取一切行动去控制市场。与民众站在一起的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广播电视公司和地方性的媒体公司，它们对新法规忧心忡忡，认为让全国性的大媒体公司控制更多的电台和电视台，会使地方新闻更少，娱乐节目雷同，独立制作的节目减少，对大众是有害的。
　　法案在国会遭遇强烈反对。6月19日，让FCC感到意外的是，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提案，准备推翻FCC对媒体所有权作出的决定。7月23日，众议院以400比21票的压倒多数推翻了FCC作出的允许大型媒体公司提高其电视业务观众覆盖率的决定。9月上旬，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庭宣布FCC放松传媒所有权管制新规定延缓生效。9月中旬，美国参议院以55比4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驳回FCC放松传媒所有权管制的方案。这一改革也就此作罢。
　　在此之后的数年中，围绕着媒体所有权的斗争依然进行着，这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大媒体集团垄断话语权的忧虑，也折射出媒体、政府、利益集团、大企业和民意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媒体“独立性”的下降，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也出现了大幅下滑。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9月发布（7月20—24日的调查）的民调显示（见图2—1），有80%的人认为美国媒体的报道受到了有权势的人和组织的影响，而1988年的数字是49%；而认为媒体能保持独立性的只有15%，较1985年（37%）减少了一半多。在政治及社会议题上，有77%的人认为媒体会偏向某一方，而1985年的数字是53%；相反，认为媒体不偏不倚的却只有16%，而1985年是34%。同月，盖洛普（Gallup）的调查也显示，美国人对媒体的不信任度上升到55%。这些数据给美国媒体敲响了警钟，如何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正义、集团利益和民众利益、政治压力与媒体自由之间平衡，尽可能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将是决定媒体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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