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十年，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转型中期的深水区，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当改革出现困境时，左的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前者把“文革”浪漫化，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前的平均主义时代去，后者主张实现一场西方化的自由主义“革命”。在当下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左右之争中，激进左派与激进自由派都是相当强势的声音。它们都力求占据网络与民间话语的制高点，影响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历史选择。实际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始终深深扎根于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土壤与政治文化中。
近年来出现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对改革的新冲击与挑战，不但没有结束的迹象，而且还刚刚开始，社会上左右观念的对峙似乎更为突显。正因为如此，我深感到，坚持中道的理性主义，克服浮躁焦虑的心态，避免思维的极端化，在渐进发展的共识中，通过不失时机的改革走向新的政治文明，是解决中国转型困境的根本出路。温和、务实、理性，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也是我们经历过激进灾难的中国人，对百年先人、对我们未来子孙的责任所在。
本书是近年来陆续在刊物上发表的访谈录、思想随笔与政论的结集。其中不少文章在国内媒体上发表后成为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的焦点。各篇文章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超越左右之争，一方面，既反对激进的左的“文革”思潮回潮；另一方面，也反对简单化的西化自由主义，强调观察与分析中国问题时，要特别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与运用我们的常识理性，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理性，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经由多元试错来寻找摆脱转型困局的最佳路径，实现向民主宪政体制软着陆。
本书第一篇文章是总论。该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上述观点。第一辑各篇文章均从不同侧面对总论提出的观点加以论述与说明。在其中，我特别强调，通过维新模式而形成的强势国家往往具有很强的抗变化能力，它对旧思维的剥离能力难免比较弱，而且，当面临改革中的困境，由此引发左右激进主义对体制冲击挑战时，这个体制往往会进一步利用自己掌控的财富、经济与社会资源，来强化固有的大维稳思维，从而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我们近年来看到的情况，实际上是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却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在这些文章中，我还提到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陷阱：第一种是自由民粹主义，第二种是“文革”民粹主义，第三种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无论是哪一种，都将是中国改革大业的不幸。
我还提出，如果我们顺利改革，可以经由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极化效应”，进入“涓滴效应”的良性循环，让社会大众分享现代化的好处，最终克服两极分化，并进而经过民生建设与公民社会重建，形成民气顺畅的新局面，为民主宪政时代的到来奠定社会与经济基础，中国将经由改革者主政、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的这五步逻辑，迎来中国民主繁荣新文明时代的到来。
第二辑是一组历史文章与谈话录。我力求从当代人所关注的新视角，来重新解读近代历史。在我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用四句话来重新概括：一、自清中期以来，专制体制与保守文化，导致了清末迟误的改革。二、迟误的改革又导致不成熟的辛亥革命。三、不成熟的革命进而导致中国走向碎片化。四、这种分裂状态，恰恰是20世纪中国两种激进主义的起源，这两种激进思维又是使中国陷入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与各种大灾难的最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新世纪的中国人，通过历史反思来痛定思痛，从中国近代史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反思出对当下有意义的东西。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不失时机的改革，克服焦虑心态与意识形态偏执，用常识理性与历史经验才能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第三辑是一组文化谈话录。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如何在转型时代安身立命。其中涉及许多对当下人文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共鸣。
有一位读者朋友，也是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读过我的《历史的眼睛》以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我讨论中间道路的困难与他内心的矛盾：
中国的路怎么走？中国人民的路怎么走？西式自由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缺少自由主义的基础和条件；新左派的路也难行得通，我们都经历了极左的灾难，我们知道它的后果。以后的人们再也不会同意我们的社会走这条回头路的。正因为如此，我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指望的，中国的前途就只能是顺其自然了。这样的思考使我的思想非常悲观，内心世界正如您所描述的文化地狱感一样黑暗。但是我在读您的书的时候，为您的乐观和激扬的精神所感动，精神不由得激动起来：国家“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地往前走，改革终究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