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仲夏，我在意大利北部的托斯卡纳小镇锡亚纳参加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家举办的国际货币体系研讨年会。 蒙代尔教授的家在小镇郊外的一座中世纪古堡中， 一进客厅，一声熟悉的中文传来"朱民，你好！"，刚从意大利北部的骄阳中进入略显暗重的古堡，我的眼睛还没有完全适应，举目相寻，比尔·罗兹（比尔·罗兹是威廉·罗兹的昵称。）先生已经走到我的面前，笑盈盈地看着我，挥挥手里的书，"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这是我的新书，听说你要来，刚给你题完词呢。"言毕，一本新书送到我的眼前，扉页上，题词的墨迹犹润，正是"走向世界的银行家"。当天，因为还要参加一个在法国举办的国际会议， 我先行离会，但登机后却被告知飞机有机械故障要延迟起飞，于是我取出比尔刚给我的新书，翻开了第一页。航班的起飞一再被延迟，机舱里逐渐热闹起来，温度也不断升高，而我则完全沉浸在比尔·罗兹先生的故事中。这些故事有些我经历过，有些听他本人和他人说过，事情和人物都熟悉，一页一页很快翻向最后一页。窗外，夕阳渐下，晚霞逐褪，青色的天穹缓缓转入邃蓝的夜空。最终，航班被宣布取消，走出机舱，我取出手机，给比尔·罗兹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建议他把新书翻译成中文，我愿意给中文版写序。
    我和比尔·罗兹先生相识多年。我们多次在国际会议同台发言，也在各种不同的工作会议上见面和争辩。他是国际金融界的明星，我参加的国际活动中总有他的身影，而他也总是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认识的人。他是达沃斯的常客， 我们常在雪地上聊天，他常飞亚洲，我们也更多地在北京和香港喝茶。我一直很尊重比尔·罗兹先生，不仅仅因为他是位居高位的花旗银行副董事长兼行长，后来又担任国际金融协会的常务副会长，也不仅仅因为他担任过多个重要新兴经济国家的总统顾问，几乎熟知金融业和相关政治外交界的主要人物，而是他在银行业一干就是53个年头的执著，他处理过近来几乎所有全球金融危机的无与伦比的阅历，他处事的积极主动和坚韧，以及他的为人坦诚。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新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骤然爆发，世界一时错乱，争议很多。其时，我既关注危机的波动和蔓延，以及对危机的管理措施，更关注危机深层次的结构原因和教训。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向他请教上述问题， 他特别强调对整体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管理在银行管理中的重要性，以及监测和管理一个国家的整体风险敞口和流动性对一个国家宏观金融管理和调控的重要性。他以他参与和处理过的拉美金融危机为例做了详尽的解释。这次讨论帮助我开始把企业资产负债表、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国家的宏观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联系起来，并建立了从这些联系、结构和变动的动态关联上做宏观金融分析的视野。2000年我在香港参加中国银行12家当地银行的合并、重组、改革和上市工作，需要重建能结合我们的业务和当地市场发展的、与国际接轨的新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在听了一些咨询公司和会计公司的介绍后，我也想了解一些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我给比尔·罗兹先生打了电话，他慷慨允诺，专程请花旗银行总部的风险管理人员就花旗风险管理的框架和实际操作情况到香港给我们讲了一个上午，我们整个重组团队都受益匪浅。但是因为大家都忙，我曾答应在中银大厦回请他以为酬谢的午餐，在重组完成后也一直未能实现。
    2007年国际金融协会在西班牙举办年会，比尔·罗兹先生请我做大会主题发言，由他主持。当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住房次级贷款问题刚刚开始有初步的讨论，对流动性过剩和全球储蓄增加是一个敏感问题。会上我对全球流动性过剩提出关注，也对金融资产的膨胀表示担忧。会场一下热闹了，提问、评议和反驳的都有，我忙于应答，时间很快就用完了，但还有人高高举手和提出反对意见。比尔·罗兹先生优雅地终止了讨论，但他自己接着讲了一段话，表示支持我的观点。这一节结束后，比尔·罗兹先生朝我眨眨眼，微笑着说，现在我们都完成任务了，我霎时感到了他的体贴。2010年比尔·罗兹先生应亚洲协会的委托，起草一个关于亚洲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他是委员会的主席，请我任副主席。报告初成稿后，我发现报告中的一些观点我并不赞同，虽然经过比尔·罗兹先生多次协调，但委员们都是名人，难以一致，我只能请求退出。比尔·罗兹先生给予我充分的理解，报告以他的名义发表了，我们还是好朋友。
    就像比尔·罗兹先生精彩的多面人生一样，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不但讲了银行业的国际银行业务发展和管理，描述了近年全球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更披露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和危机处理的第一手实际操作情况，给读者提供了鲜活的感性知识。
    本书更展现了比尔·罗兹先生在危机处理中作为国际银行家的关注客户需求、坚持利益协调以及战略决策的管理和决策经验，堪称经典。而在故事后面的，则是他积极主动、直面问题、坚持不懈、勇于承担的性格。
    又是一个新年的起始，又是一个动荡和不安的金融世界。愿大家在新年的阳光里享受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