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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6.基因
他觉得“北京是红太阳的中心”,“去北京”是唯一的指向。 “下海”经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伴生品,事实上小规模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逐步开放市场,社会中出现了一股“下海”浪潮。 在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中,有一些是通常被称为“出身不好”的人,更早些时候被称为“地、富、反、坏、右”,有的是劳改释放人员,也有的犯过各种错误,还有一些无业游民。生活所迫,加之处于社会的底层,决定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做事的胆量与行为。他们从南到北“倒买倒卖”,其中一些人成了新中国第一批“万元户”。他们对中国商业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搞活了流通,而且大部分人也在流通领域赚到了钱;一些人致富后,树立了成功者的样本,也开始改变社会及人们对商业的观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价格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枢纽,价格改革带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双轨制”加速了这一转变,但也带来了“寻租”现象。这个时期一批高干子弟和拥有丰富社会核心资源的人“下了海”,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关系、有门路,靠体制的转型获取了财富,又一批富人产生。 体制内官员大规模“下海”蔚为大观是在1992年前后,总结起来,这一次成规模“下海”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国际政治环境。在80年代,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批年轻社会精英都在探讨体制问题,希望借鉴国际经验,寻求改革路径。1989年后,这批精英开始分化,各自寻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从事商业。1991年苏联解体,接着东欧剧变,在《参考消息》上经常会看到,东欧国家原来的部长在地铁口摆报摊的报道。正是这些事件加速了这一群体的分化:经商,从政,游学海外,做学问,或者干脆无声无息,泯然众人矣。 第二个因素是“小平南方视察”。这是这个群体分化的基础,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强大的助推剂。 第三个因素是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的出台。这两个文件出台之前中国只有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这四种企业类型,混合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股份公司—到1992年才开始出现。 与自己的大学师兄田源一样,陈东升深深笃信1992年国家体改委出台这两个文件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企业,“它们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 陈东升把自己这一代人比喻为“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我们成长在三个时代,青少年时代受革命的教育,激情、激进,大我的意识很强。为什么说是邓小平的好学生呢?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后赶上中国改革最波澜壮阔的时期—80年代。这种文化制造了一种很强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具有这种神圣的历史责任感成了这一代人极鲜明的特征。所以这一代人的思想可以用范仲淹的两句话来概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80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各种思潮风涌,交汇跌宕,无数年轻人得益于这个时代的思想给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后天的成就,事实上在这10年就已奠定了成功的基因。 陈东升成长在一个封闭的年代,在湖北天门念中学时值“文革”后期。成人后他对人提起自己的青春期,说两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它们也是我一辈子的良师益友”。其一是高中读了梅林的《马克思传》,这是在1974年。一个小县城的高中生,没有太多的知识背景,出于对知识的极度渴求,出于对革命导师极端的崇拜,硬是啃下来了,“但是一个概念都没记住”。再读,读下来了,对青年陈东升冲击最大的是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当然,除此之外,“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关于青年马克思时代、黑格尔主义、《莱茵报》、但丁、巴尔扎克、高老头等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就是那本书给我的。” 第二件事是看《参考消息》,这个习惯陈东升至今保持,几十年如一日地通过一份报纸来了解这个世界,日后创办嘉德拍卖,与此也有关联。念初中时,母亲的单位就有一份《参考消息》,这张报纸基本被陈东升个人垄断了,“小县城没有啥读的,就读那个”。陈东升现在还记得1974年某天的《参考消息》第四版,这个版讲科技,有一篇文章谈可携式电话的诞生会彻底颠覆人类的生活。这是一个对科技极其敏感的高中学生,当年留下的印记太过深刻,当他的生活中出现手机时,已经是20多年后的事了。 但对知识的孜孜以求,对新生事物的好奇与思考,对人文科学的偏好,却成了陈东升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一名学者”,是青年陈东升的奋斗目标。 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时,陈东升任武大多学科讨论会的副主席,武大举办百科知识竞赛,才读二年级的他就拿了个二等奖。因兴趣宽泛,他很快在同学中脱颖而出。武汉大学毕业后,陈东升可以留校,也可以考研究生,但他觉得“北京是红太阳的中心”,“去北京”是唯一的指向。 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毕业后国家实行计划分配,陈东升和他的同学们可以选择去一些机构。因想从事研究,一门心思做学者,陈东升就被分到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研究所,一待就是5年。他在发达国家研究室作研究,“特别骄傲”,专门研究西欧、美国,研究室的老教授都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大量的外文期刊,别的地方根本不可能见到,比如《财富》、《商业周刊》、美国的外交季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年报、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还有每天国际上各类通讯社的消息等等。那真是一个丰富的营养库,他这时才知道有世界500强、《时代》封面人物,这些信息对其影响至深。 一边作研究,一边写文章,不懈地努力,他写的文章经常被《世界经济导报》整版加半版转载,这在当年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年轻人要出名就要上《世界经济导报》”。他能记得其中两篇影响颇大,一篇是《自由主义改革与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另一篇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 80年代整个北京都很活跃,今天一个学说,明天一个学派。国家几大部委也都有自己的研究所,比如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陈东升供职的外经贸部的国际贸易研究所,还有安全部的现代关系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的各类研究所,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的强大的学术圈,陈东升常混迹其中。 年轻人如鱼得水,思想异常活跃,一拨学经济的常聚在一起,索性就组织了“对外经济组”。当时有一件事对陈东升影响深远:1985年湖北办了一个日后声名远扬的杂志《青年论坛》,陈东升被委任为《青年论坛》北京站站长,这是一份兼职,但陈东升却投进了无比的热情。在为《青年论坛》采写文章的过程中,他开始和学术界中的智者打交道,自己的思想也开始转变,开始深入思考民主、自由、体制等话题。 那时的陈东升,经常骑着一辆女式小自行车,穿梭于北大、人大、清华、中央党校、北师大等高校之间,通常凌晨三四点钟回到外经贸部的宿舍。“很累,但乐呵呵的。这些工作都是业余做,一分钱报酬都没有,甚至连公共汽车费都不报销,完全无私地工作和奉献,就觉得能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就很好。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些的。”陈东升说。 《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当时冯仑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他跑来同陈东升一伙PK。冯仑一辈子都记得,陈东升那个时候还是官员身份,站在台上,各路人马,人来人往,“特有意思”。 不得不提提《青年论坛》。这本杂志1984年10月创刊,主办者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大32开,双月刊,内容以哲学和社会科学为主,作者是年青的一代,其中还有些优秀的大学生。这本杂志寿命很短,1987年初就因内容过于激进而停办,它可以被认为是历史的产物,有着很深的历史印记—整个80年代,人们主要是在文学创作方面和理论探讨方面实践自己的主动性,那时还没有多少商业的机会,也欠缺消费的能力,生活简单,思想积极,精力旺盛,而公共话语高度集中在一些基本性的“大词”和全国性的“大事”上面。《青年论坛》表现了那个年代的青年学子对“大事”的关心和热情,它的许多理论探讨即使在现在看来仍是前卫、大胆和富有前瞻意味的。这应该很好理解,那是一个重新出发的年代,所谓百废待兴。 比如,其创刊号上的重头文章:《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为自由鸣炮》、《改革与价值观的转变》。其中,《为自由鸣炮》被《人民日报》转载,《人的现代化》被《新华文摘》转载,这当然也是很少见的。陈东升也曾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怎么转化成生产力》,发表在《青年论坛》上,他认为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中间有一种酶在起催化作用,因而发明了“社会酶学”这一概念,后来文章再经整理,以两万字篇幅在《世界经济研究》杂志上刊登。因意识大胆而超前,《青年论坛》很快就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发行量也在短短时间内上升到几万份。 但其迅速消亡也顺理成章。无论怎样,一批陈东升这样的年轻人从中获取了丰富的给养,为日后在事业上的发力提供了理论和见识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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