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

　　陈海，贵州人。现任《博鳌观察》执行总经理，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特约研究员，偏好商业写作。曾任职《中国新闻周刊》副主编、《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南方周末》记者、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特聘讲师。从事媒体工作期间，长期致力于时政新闻及调查类报道的实践与探索，有编著作品《真相的力量》等。
　　在中国商海的风口浪尖，活跃着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曾经是“体制内”的官员，知识界的精英，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使他们跃身商海，他们中的佼佼者，如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中国期货教父田源、中国诚信公司董事长毛振华、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等人，如今掌领着商界的多个门派，各显风骚。他们下海、创业、成功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与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中呈现的“中国秘密”又有怎样的关联？日前，著名媒体人陈海花费一年时间与这些商界领军人独家对话，带来新书《九二派》，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商海浮沉。

　　对话陈海

　　问：在你心中，“九二派”有什么样的具象？
　　陈海：早在2002年，就已有媒体将他们定性为“红顶商人”，所以在我多年前的印象里，这批从体制内出来经商的官员，多少有些“红顶”的意味。但在后期我的采访里，他们基本不承认，但也不否认体制便利对他们创业多有助益，用毛振华的话说，“九二派”企业家有超强的“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这其中多有深意。现在我对“九二派”的理解，借用经济学者秋风在我微博上的评论，“用清末的词汇，这叫‘绅商’”。“九二派”首先是精英，其次是下海，尤其后者是理解“九二派”概念的关键，因为这一新的人才配置机制可能是“中国秘密”（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的核心。

　　问：在大众的理解中，当年下海经商的人群，不少人是因对现状不满，还有部分是被生存所迫。但《九二派》里访问的许多人，当年有很好的前景，他们下海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海：大众对他们当年的“下海”多有误会，我认为不能单独把1992年孤立出来，纵使这一年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确实在客观上促成了公务员下海创业的热情，但脱离当时的语境，无法真正解释有“企业家才能”的“领导力”为何会大面积从体制离开，向市场配置。
　　另一个背景是，这拨青年才俊皆出身名牌大学，混迹中央国家机关，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即身居闲职，虽然官至局级，但手中并无实际权力，空有政治抱负，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对我说：“你当着处长局长，权力大无边，你会下海吗？不会的。你若做了国家领导人的秘书，满世界飞，你会下海吗？不会的。”

　　问：“九二派”和商界其他人的区别究竟存不存在？
　　陈海：存在。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九二派”企业家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起因在于，他们青少年时代共同学习过雷锋，也熏染过集体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固然有缺陷之处，其基本的价值观是要个体服从集体、要为国家做贡献，这是这一代人最基本的特征。

　　问：“九二派”对中国经济最有价值的影响是什么？
　　陈海：我认为“九二派”企业家的主要贡献，是精准选择行业并带动了整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比如果汁业是朱新礼开创的，拍卖业是陈东升开创的，信用评估是毛振华开创的，田源是期货业的拓荒者，冯仑胡葆森成为地产业的佼佼者，这是他们在商业史上的价值。

    陈海写给读者的话

　　媒体人陈海：对“九二派”的关注由来已久
　　“九二派”一词，出自陈东升，它准确定位了1992年前后造就的一批“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早在2002年4月的《中国企业家》上，陈海便看到了“九二派”的概念，出于对商业史的热爱，此后多年作为媒体人的陈海一直关注着这个群体。
　　70后作者陈海是我们贵州老乡，自小喜爱文字，高中时曾拿到贵州省黔南州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顶着父母的压力，放弃了收入颇丰的机关单位，选择了进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一名记者。“当时我就两个愿望，一是做记者，二是离开贵州。”
　　可能陈海自己也不曾料到，当年一语成谶，两个愿望竟然先后实现。1998年2月，在电台待了两年半后，陈海脱离“体制”，到了广州，继续他的新闻路。初到广州，他先后在客村、三元村住了三年，“两个城中村都是鱼龙混杂，吸毒者、‘小姐’就是我的邻居，窝在地下室看不到天。后来在三元村，每天都能听到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缘于童年时小城镇的生活，新闻人的职业经历，以及这段居住在城中村的过往，让陈海心里总有一个草根情结不可割舍。
　　从《粤港信息日报》到《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广州是陈海新闻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光。按照他的话说，“这是我记者经历中最闪亮的日子，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光。”
　　这段日子里，他曾经为了揭露一个涉及几千人的诈骗集团，冒充员工进入公司内部做卧底，裤兜里录音笔上闪着亮光的红色指示灯被人发现，差点招来一顿毒打，“我谎称是烟头，幸好糊弄过去了”。也曾受人威胁，“当地公安甚至准备派人保护我”。很长一段时间，陈海出门，兜里都揣着一把匕首。
　　2007年，与离开贵阳时一样，相同的新闻理想让陈海转战北京，《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他成为该刊副总编。身为管理层，不用再在一线奔忙，但他心中的“战斗”激情却时时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主动请缨，亲自带队前往。在成都的30天，他目睹了太多生死，充满着“发声”冲动，他一面做统筹指挥，一面深入一线，见证这场灾难，那时候的他，“听见了灾难啃噬心灵的声音”。
　　媒介上的陈海是他职业的一面，而在网络上他有一个叫得很响亮的名字——“陈晓守”，以“陈晓守的手”命名的博客几年前访问量就超过了200万。他在博客里贴报道、论时事、谈生活，都能引来大批的围观者。如今兴起的微博，他的粉丝量也高达30多万人。

　　作家陈海：采访“精英”，没想象中那么难
　　去年5月，陈海接到在亚布力论坛工作的好友傅小永的委托撰写《九二派》这本书。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兼具吸引力与挑战的事情。
　　能向这群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发问，是陈海多年最向往的机会，通过他们的经历观照自身，定能从中汲取“营养”。这更是一段迄今无人关注和记录的历史，能第一个参与记录，并让更多人知晓，这其中的价值无可估量。但与这些阅人无数的商界大佬们平等沟通，真正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会比常人要困难许多倍。没想到的是过程却比他想象的轻松，因为有了集中中国有思想、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家论坛——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强力支持。而作为职业新闻人时训练的判断力和思考方式，对人物的把握能力，也使得他在与大人物打交道的时候，能够从容、自然。用陈海的话来说，这是他17年媒体经验的集中爆发。
　　“前期的公关、联系、沟通，没有花我太多的精力，我才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于创作本身。”说到真正的困难，是企业家们都太忙了，能给予的采访时间太有限，这让陈海觉得十分遗憾。比如冯仑，就分别约了两次，第一次半小时，第二次一个半小时，两小时的对话对陈海来说简直是“惜秒如金”，每个问题都得切中要害，“在有限的时间内，我想我做得足够好了。”给了他最充足时间的是陈东升，特意腾出了一个下午，大概四个小时，但陈海依然觉得不够，“当然是越多时间越好。”
　　事实正如之前所料，此番与精英的对话，他们身上那种对成功孜孜不倦的追求，面对挫折的韧劲和抗压能力让如今担任《博鳌观察》杂志总经理的陈海也受益匪浅，“也可能这是我所欠缺的，所以感受比较特别。比如冯仑的成功，经历过内讧、负债累累的波折；郭凡生，骑着自行车在中关村贩卖商情起家；黄怒波，最早时倒卖茶叶，买了却出不了手，根本不懂买卖；田源，投资亚布力失败，在挫折中重新崛起；刘举，创业失败过一次，金地是他二次创业；毛振华，甚至遭遇过纪委调查……”
　　“每一个企业家的成功，都绝非偶然。机遇当然重要，但机遇都是给有能力的人准备的。好的机会留给庸人，他也把握不住。”陈海说。

　　●《九二派》
　　该书主要是通过探究体制和“92派”企业家的关联，如他们下海创业选择这个行业的最主要原因、体制关系给他们的择业带来什么样的便利、甚至他们是不是变异的“红顶商人”等问题，来探寻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秘密所在。另外，书中也为1992年国家体改委出台的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