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盟国取得对德日两个侵略国家的军事胜利。但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却被迫在这时依照美苏英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密约，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了外蒙古自决“独立”，还重申苏联继承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该条约还约定，当时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作战的苏联红军，最迟在三个月内（1945年11月底以前）撤退回苏联，中方可派员恢复东北的行政机构，中国军队应与苏联红军换防。
　　曾出任民国政府多项要职的知名银行家张嘉璈，被任命为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下属的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配合当时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与苏方接洽，交涉东北移交事务。这期间的交涉过程，详细记录在张嘉璈本人的日记中。张嘉璈1945年8月23日至1946年4月30日的日记，如今被视为最详实准确反映战后东北接收交涉进程的史料。日本知名史学家伊原泽周对这部分日记进行了编注，也就有了《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曾长期被遮蔽修饰的那段历史。
　　在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东北行营并接洽东北移交事务后，已经从雅尔塔密约和中苏条约中获得巨大特权权益的苏联却并未积极配合。一直到当年10月12日下午，张嘉璈一行才飞抵长春，并获悉苏军正在抢劫长春等东北各地城市的工业设备。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展工业、矿业、近代农业，已有几十年历史（十四年全面占领期及此前二十多年的实际控制时期），重工业体系十分健全（在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后，中国东北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工矿支持作用）。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等次日忍气吞声向苏军司令部提出尽快推动移交的申请，苏方以种种理由推诿。张嘉璈当日的日记对苏方理由进行了驳斥，但彼时“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苏方说辞尽管拙劣，中方移交官员也只能以装糊涂的态度进行配合。
　　苏军司令部10月17日答复中方移交官员，苏军撤出中国东北的时间将有所推迟。张嘉璈等中方官员心知肚明，这不过是苏军在拆除搬运东北工业设备的效率上出了问题进而提出的托词。没想到一再退让妥协，苏军的要求却越来越过分，将中国东北工业定义为日本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要求将之作为苏军战利品全部带走；与之同时，苏军开始阻拦中国国民政府派出的移交换防军队在东北登陆——先是不许在大连登陆，要求中国军队通过铁路陆运进入东北，然后设法破坏了冀东辽西的铁路。10月24日，苏军查封国民党吉林省党部，要求中国派驻到的军政系统必须在其有效控制下活动。在上述行为激起中国民间强烈抗议舆论后，苏军又以中国存在反苏运动为由进一步放缓撤军步伐。
　　面对艰难尴尬的情势处境，加上美英两国的压制（彼时美国希望将苏联整合到其欧洲重建计划之中，诱使苏联放弃在东欧建立仆从国家阵营的计划，因而不愿在中国与之反目），中国国民政府及东北行营以极大的善意与苏联斡旋，试图通过积极协调尽可能少的损失国家利益。11月初，在中方坚持下，苏军终于同意中国军队在营口登陆，但随即又将中方任命的长春市市长免职，代以苏共党员。苏军又提出，中国方面不得借助美国资助或运输工具进入东北，以防美国染指其在东北的特权。
　　苏军撤退、向中方移交的日期一拖再拖，这一年的12月5日，蒋经国、张嘉璈等会晤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张嘉璈明确阐明日本在东北一切工业资产均应划归中国，对苏联出兵帮助中国驱逐日军的军资“答谢”，中方拟另行谈判支出。过了几日，苏方答复仍可以概括为“战利品”一说，并且事实上根本没有停止拆除搬运东北工业设备的行动。此时，苏军最后撤完日期已经改为1946年2月1日。此外，苏联还将无法搬动的工矿业企业进行估值，归入中苏合办、实则苏联控制的项目总值高达38亿元，还给中方的项目总值仅有22亿元。
　　此阶段内，国民政府积极加强对东北的兵力输送，这种做法以往常常被说成是蒋介石政府以接收为名抢夺地盘，以积累发动内战的物质资本的阴谋之举。从张嘉璈日记及那段历史的其他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说法至少在东北并不完全成立，国民政府调兵是依照苏联在内的盟国发出的要求而进行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东北的事实主权，也有减少苏联掠夺的考虑。苏联对此采取不配合乃至对抗的手段，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掠夺东北工业设备、强化其在东北的利益布局，更重要的是排除国民政府的支持者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
　　1946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的哈尔滨市市长就职，当地市民欢欣鼓舞。张嘉璈日记里对此作了记录，但他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苏军依旧敷衍中方接收东北工业、矿业企业。1月24日，宋美龄受蒋介石之托，代表中方到长春慰劳苏军将士，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却借口回苏联赤塔投票，拒绝与宋会面，张嘉璈当日的日记中表达了对苏方做法的强烈不满情绪。
　　宋美龄刚刚离开长春，苏军在东北制造的一起抵制接收的血案消息传出——1946年1月16日，中国派出到鞍山、抚顺、鹤岗接收铁矿的专员张莘夫及其随员共7人，被苏方拒之门外，在返回沈阳途中，被埋伏在此的不明武装人员拖下并乱刀刺死。中苏友好协会苏方负责人宣称，苏军一旦撤退，中国军队与接收行政人员人身安全将得不到保证。至此，苏军再一次在撤军日期到来前单方面延迟行动。　　
　　张莘夫遇害一事，引起了中国国内接连发生强烈抗议活动，尤以东北籍人士最为愤慨。有意思的是，有一家中国媒体此时却在设法转移民间的反苏情绪，认为未顺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前，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收实属非法，要求重组国民政府东北行营，反对国民政府继续调兵到东北。该媒体相关人士更提出，只要中国实现了政治民主，苏军就会在涉华利益上让步。张嘉璈日记中，引述了上述掣肘国家利益收复的观点，透露出极大的不满。
　　苏军1946年4月从中国东北完成撤退后，留下的东北工业设备已经残缺不全，还通过条约之外的谈判，获得了更多更具体的在华特权，对中国造成的掠夺伤害不亚于此前的日本及同期的美国。张嘉璈在1946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苏方的种种做法激怒了国民党激进派，使之更趋向于反共反苏，这正是让当时的国共谈判失败的重要外部原因。他感慨的说，“经此一段交涉，乃至一国无武力，无富力，固不足与强国折冲樽俎不临边。而弱国政治组织之脆弱，上无有效之决策机构，下无训练有素之统一民意，更无法与强邻谈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