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战争的血液，失血的战争无法坚持长久。革命也是如此，支撑高洁理想和伟大愿景的，不仅要有前仆后继的革命者，而且还需要经济资源支持。中国共产党初期革命斗争所经历的曲折波澜，不仅取决于政治路线、斗争策略与领导人驾驭能力；而且与当时的革命者难以获得稳定的经济资源支持密切相关，但这点因素长期以来在革命史、党史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新出版的《红色账簿1921-1927》一书，由国防大学学者马祥林所著，从经济资源支持革命斗争的角度，全面回顾了中共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历史。中国共产党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一样，在创建前后获得了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包括组织领导、干部培养、经费援助。中共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一度以任职教授的高额薪酬来支持建党工作，但距离实际需要仍有不小差异。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带来的经费，对建党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邀请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工作等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来沪开会，讨论建党，为受邀代表汇去了路费，其额度在当时达到了上海警察月工资的约十倍。
　　中共建党初期，在湖南省特别是省会长沙开展的革命斗争，更为持续激烈，显得与当时其他省市的声势不同。在大革命失败、南昌起义革命力量被冲散后，毛泽东依然能召集革命者发起秋收起义；其后，中共还在湖南组织了多次暴动。对此，研究者们往往从湖南的革命领导者善于发动群众、长沙等城市阶级矛盾较为突出、湖南处于不同派系军阀势力范围的交错地带而不容易被某一派军阀用武力高压控制等原因予以解读。
　　《红色账簿1921-1927》书中披露的另一个细节，则就上述问题提供了更为有力、可信的解答——毛泽东在参与创建中共前，在长沙创建了“文化书社”，这是一笔非常成功的文化生意，直接反哺于湖南、长沙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在创建和经营“文化书社”过程中，显露出了非常卓越的经营水平。首先，善于募资。毛泽东通过陈独秀联系到章士钊，后者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发动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这就是“文化书社”得以建立的资本来源。其次，针对市场需求调整书刊进货，加强资金流转。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掌握了当时的中青年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喜好，“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他都一清二楚。第三，打破渠道垄断，获得更高的销售收益。“文化书社”直接与当时的各大出版社签订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为了增强对出版社的谈判主动，毛泽东还定期公布畅销书刊排行榜。第四，加大广告投放，一改中国传统书店营销方式。“文化书社”曾斥重金在长沙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大公报》上做广告，定期发布重点新书书目和内容介绍。第五，革新经营理念，保障股东权益。毛泽东一反国内商户对经营状况特别是财务收支情况秘而不宣的传统，将“文化书社”社务情况进行彻底公开，定期通过系统的社务报告向各位股东汇报。
　　为进一步增强湖南共产主义运动的经济资源支持，毛泽东、何叔衡在参加完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与长沙有名的“船山学社”取得联系，借助船山学社的社址、品牌知名度、政府定期拨款来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红色账簿1921-1927》将这种做法称为革命者的“借壳上市”。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22年下半年到安源担任工人俱乐部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为摆脱合作社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为安源的工人运动提供资金支持，毛泽民一方面推行股份制改造，吸引工人入股，股民不仅可以获得效益分红，而且在合作社购物还能享受优惠；另一方面，增加了合作社的经营品种，从日杂用品、小百货到油盐酱醋米，甚至还从汉口、长沙购置了面向中高端顾客的时尚商品。双管齐下，安源的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生意做得十分红火，越来越多的工人参股其中，进一步增强了合作社的资金实力，还打赢了安源当地其他商户联合起来发动的商战。
　　实事求是来讲，毛氏兄弟“文化书社”、安源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这样一种可以为革命斗争提供持续稳定经济支持的实践，在中共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仅属个例。同期的中共领导高层多是脱离商业实践的知识分子，更愿意寄望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建党后，共产国际援助越来越少）和通过在城市的罢工等政治活动、组建纠察武装代行部分政府职能而截留税费。由此也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整体上讲处于经济资源支持不足的状态，还因此激化了与国民党左派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南昌起义后一段时期内，革命军队在朱德、叶挺、贺龙等名将指挥下，会被战斗力并不强的国民党部队和民团组织围堵击溃。
　　《红色账簿1921-1927》书中详细叙述了当时的中共领导高层，在坚持城市革命斗争的路线指引下，反复遭遇挫折的过程。毛泽东可能是当时的中共中高级领导人中第一个意识到上述路线错误性的人。不错，城市拥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力量基础工人阶级，也有支撑革命开展的经济资源，但正因为城市经济资源的重要性，使得国民党、军阀、外国势力都格外重视对城市的控制，革命难度之大，超出了革命领导者知识分子的想象。
　　市场嗅觉与政治嗅觉并不存在天然的区隔。“文化书社”经营的成功实践说明了，只有善于改变僵化的传统，针对市场需求建立新的经营体系，推出适销对路的商品，才能不被市场所淘汰。毛泽东在秋收起义进攻城市遭遇挫折后，果断改变思路，带领残存的革命力量上了井冈山，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留下了宝贵血脉，这不妨视为又一个“文化书社”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