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国奇迹”》 作者：黄益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点基本不会有人否认。但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否能称为“中国奇迹”，是否能概括出“中国模式”，以及能否提炼出有别于同期其他腾飞崛起经济体的经验，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发展，是因为遵从了华盛顿共识的若干原则，并没有什么独特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夸耀，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遵从过那些原则的其他若干国家和地区，未能抓住全球化机遇迎来加速发展的原因。
　　对应的，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坚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特别提及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文化、卫生、教育等公共建设对此后加速发展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将渐进改革确定为“中国奇迹”发生的主要经验。此后一种见解无法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经济和社会现阶段存在的体制性矛盾为何形成，以及如何解决。
　　实际上，将两种观点的合理部分结合在一起，可能更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之谜。如果要说计划经济时代为其后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基础和帮助，那么，前一时代就得以确立的初次产品、劳动力价格低廉政策更有效果，这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可以吸引到外资、港资；非但如此，上述要素价格的低廉化还被有意传延了下去，等于变相为生产者、出口商和投资者提供补贴。与同期启动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之前大力推进过基础教育，因而在劳动力性价比上存在巨大的竞争优势。上述两点，确实不能归于所谓华盛顿共识。
　　要素价格如此之低，既造就了远远超出不少经济学家所能理解和阐释的“中国奇迹”，即超常规高速发展，也让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很难得到更新优化。众多利益群体都希望继续让初次产品、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压低到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正常水平以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上述希望变成现实，要素价格继续压低、要素市场继续扭曲，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再多与华盛顿共识若干原则背道而驰的政策举措（例如继续重点扶持央企在竞争性行业的发展，加强对金融和实业诸产业的行政管制而非适度监管），在短期和中期保持超常规的“奇迹”增长，仍然是可能的，但必然因资源配置效率的逐渐降低，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改革的难度和代价将越来越大。而从全球资源、环境以及中国环境承载的角度来看，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增长方式，也很难再原样推行下去。
　　《告别“中国奇迹”》一书就本文以上谈到的命题进行了深刻分析。这本书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书中收录的是他这几年在“财经网”和《新世纪》周刊等媒体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在黄益平看来，“中国之谜”的症结在于非对称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彻底地放开了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对要素市场的管制，由此让中国经济结构陷入了长期严重扭曲。这种非对称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压低要素成本，变相补贴生产者和投资者，剥削消费者，由此人为地抬高了生产利润、投资回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让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但对应的，必然是消费疲软，经济增长本身不可避免遇上越来越多的阻力，缺乏内生动力的情况将越来越明显。
　　这也是为什么要告别，或许总是描述得无限美好的“中国奇迹”的原因。黄益平在书中指出，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单靠孤立的干预或激励政策无从达成目的，只能着眼于消除结构性矛盾，改变现行的改革策略，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这样一来，中国就将从超常规发展，回归常规性、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发展，尽管增速可能要慢一些，但唯此方可以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外对内输出通胀的源头，重新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收入本书、黄益平发表在2010年1月10日的《经济结构调整靠什么》一文就指出，“要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从改变激励机制入手。为什么多年来难以阻止技术落后、产能过剩和污染严重的产业的发展？答案在于资本太便宜、能源太廉价和环保政策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只要投资这些产业可以产生暴利，政府的行政手段就很难管得住巨大的投资冲动。”
　　而在书中“告别‘中国奇迹’：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定位”一章的导语中，黄益平也指出，“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尚未准备好发挥全球性领导作用……（妥善处理）与亚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控制矛盾、促进互利（还显得准备不足）……随着新兴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达国家最近经历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活跃的新兴市场经济，中国在告别‘中国奇迹’后，（需要）将如何把转变发展模式与寻找在国际经济新格局中的定位结合起来”。而要履行这些使命，推行要素市场化改革正是不能回避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