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 作者：冯骥才 出版：三联书店

    这是一本读后让人觉得异常沉重的图书。在日本、在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在不丹、在印度，许多富有地方特色、融合了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特征的民俗文化得到了很好保护，不仅因此传延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让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特质得以保留，而且还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创意产业、旅游行业发展的依托。
    但在我国，民俗文化传承保留本来就困难重重，近几十年来在政治运动、城市化等多股激越浪潮的侵袭下，加剧丧失民俗文化的存在。这就是一种割裂历史，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省份和城市的领导人在完成对旧有民俗、文化遗址的破坏后，才恍如大梦初醒，一下子发现了文化的商业价值、开发效益和政绩价值，于是要么开始建造拙劣的仿古建筑，以山寨版本告诉人们某地某城“曾经阔过”，要么就开出巨额的津补贴，表现出对创意文化人才、项目和产业渴求的姿态，喊出“文化兴X”的口号。
    中国文联副主席、知名作家、民间文艺家冯骥才近年来以赛跑的姿态，奔走于中国大地各处，以期抢救、记录、发掘各地的民间工艺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理说，冯骥才应该是自称很懂文化、很重视文化的各省各市官员热烈欢迎的座上宾，后者们应积极响应他的号召，保住本地的文化血脉。但冯骥才却并没有真正获得多少支持，就在他奔走抢救的过程中，各地的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美术等成果在以更快的速度拆除毁灭。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只能依赖土地财政及土地项目运作才能运转的城市财政体制下，只要拆迁并改作其他用途的新建要比保护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美术的短期效益高，地方政府就不难做出选择。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一书记录的是冯骥才运用多年来的文化抢救经验，通过“视觉人类学”与“口述史”等方法，对天津杨柳青历史上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进行拆迁前的“临终抢救”的过程；主要抢救对象是村中宫庄子的缸鱼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永画店。
    近些年来，冯骥才一直都在为发掘、抢救、记录中国各地民间工艺美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奔波于各地。就在不久前，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在这本书中，他对城镇化浪潮席卷之下的杨柳青历史上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进行了一项“临终抢救”，书中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文化抢救积累的经验，动用“视觉人类学”与“口述史”的方法，对村中宫庄子的缸鱼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进行最后一次文化打捞。
    画乡“南乡三十六村”，曾有“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传统。过去，杨柳青镇曾分布有多家全国知名的年画大店，集中了大量雕版和手艺高超的画师。由于紧靠京津，受城市文化影响，杨柳青年画的审美倾向于市井文化。
    而在南乡三十六村，“境内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而过，地下水丰富，宜种小麦、玉米，养鱼植果；这里盛产小枣，又多蒲苇。枣木可以雕版，蒲草是造纸的天然材料，都是年画滋生的上好条件”。其中的炒米店村，这个只有一百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年画店曾多达百家。南乡三十六村甚至形成了合作加工制作的产业链，“一些村里还有画铺和作坊，以印画为主，。作坊里一般只印线版，余皆交给三十六村的农民填色描花，施粉开脸”。近一个世纪来，经外地入侵占领、政治运动，南乡三十六村画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冯骥才几年前前去发掘时，只找到四位木版年画的艺人。
    如果，杨柳青、南乡三十六村分布在本文开篇提到的一些重视民俗文化的国家，乃至近年来本土文化保育意识高涨的我国香港等地区，相信那里的木板年画及相关艺人将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设法创造条件让其传承延续，绝不可能采取武断强拆整个村子的做法。但南乡三十六村偏偏就遇到了全面拆除，冯骥才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仅仅只是让四位木版年画艺人中的王学勤一人将画室的一部分，搬到龙门乡艺术博物馆。
    书中记录道，“这男子（南乡三十六村一位村民）对我含泪说，‘我们不就要这一点精神吗？有它我们心里就舒坦得多！为什么不给我们？……’”冯骥才只能感慨说，“他们被切断的不只是一个物质贫困的历史，还有他们世世代代积淀在那里的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将失去记忆、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
    冯骥才困惑的发问，“我们已经尽全力，把力所能及的事都做了。在‘城镇化’浪潮前，我们势单力薄；即使力量再大，也只是螳螂之臂，怎么可能去阻遏‘历史巨轮的前进’？我又想，还有许许多多遇到同样困境的文化传承，它们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提给其他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没有了文化传承，“我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