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一书中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
《浩荡两千年》
作者：吴晓波
出版：中信出版社 |
公元前685年，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弑，朝政一时空虚。他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此时都被流放在外地，谁先赶回都城临淄，谁就最有可能登基。纠和小白的身边各有一位商人出身的谋士，一个叫管仲，一个叫鲍叔牙。
小白接受鲍叔牙的计策，向莒国借了兵车，日夜兼程回国。辅佐纠的管仲见此情景，就自告奋勇率三十乘兵车到半途去截击小白。在即墨城附近，管仲一箭将飞驶中的小白射倒。然而，这一箭只射中了战袍上的带钩，死里逃生的小白及时归国掌权，是为齐桓公。
当了国君的小白行功论赏，想拜鲍叔牙为相，同时当然还要宰了管仲。谁知鲍叔牙对他说：“我的才能只能让齐国平安，如果您要称霸天下，一定得拜管仲为相。”
鲍叔牙与管仲其实是一对常年合伙做生意的好朋友。
管仲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少年时替人牧过马，后来结识了年长于他、家境颇好的鲍叔牙，两人合伙做皮毛生意。
管仲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本钱大多是鲍叔牙出，可是赚了钱以后，管仲却要分大头。鲍的仆人们很不忿，鲍叔牙却说：“这没什么，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意后来破产了。他和鲍叔牙一起去当兵，每次打仗总是逃跑在前，大家就骂管仲是胆小鬼，鲍叔牙又站出来替他说话：“你们误会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命去照顾老母亲呀！”到了后来，他们就分别投靠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
齐桓公居然言听计从，真的把管仲拜为国相。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备的经济思想的人正是管仲。管仲兴齐，靠的并不是兵戈征伐，司马迁如此评论他的当国之道：“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这些特征无疑很有点“企业家的精神”。
管仲去世150年之后，南方出现了一位大商人，他的名字叫范蠡，后世尊之为“商父”。与管仲“先商后官”的经历不同，范蠡是“先官后商”。范蠡辅佐的是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越王勾践。
公元前496年，吴越战于携李（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负伤身死。两年后，阖闾之子夫差与越再战于夫椒（今江苏无锡马迹山），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被围困于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了避免灭国之祸，谋士范蠡献计，向吴王求和乞降，以待复起。他陪同勾践入吴国为奴，前后3年，受尽屈辱。
被放归越国之后，范蠡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先是遍觅美女献给夫差，让他沉迷酒色，荒废国事。同时，他着力于军政经济的建设。首先，建立各种生产和军事基地,建筑了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把都城从山麓平阳下迁到沼泽平原地带，使越国有了一个坚固的行政中心。他还有计划地重构了越国的国民经济能力。其次，以价格调控的办法促进粮食生产。他向勾践建议，最好把粮食价格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限度内。其三，范蠡还天才地发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据此来设计政策。他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他还提出“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这些见解，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驾驭市场经济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越国在范蠡的治理下，果然“修之十年，国富”。公元前482年，勾践兴师伐吴，杀吴太子。9年后，再败吴师，夫差多次乞降，范蠡力谏勾践不准，遂灭吴。经此役，越国大兴，勾践与齐、宋、晋、鲁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周天子派专使前往祝贺，并封勾践为“伯”（霸）。
汉帝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国贫民穷之际，如何对待创造财富的商人就成了关键。汉初的几位皇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对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汉律基本沿袭了秦律，对商人继续实施蔑视和压抑的原则。天下抵定后，亭长出身的刘邦对商人非常反感。他学习秦始皇的办法，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徙到关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监管。他还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马车，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到了他的儿子惠帝执政时，态度稍稍宽松，不过还是在税赋上采取了歧视的政策。另外，汉初的几个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
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局，汉初朝廷曾经实行过“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可夸张的是，就是在推出这一“卖官”制度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
就在对商人实施了如此蔑视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时，让人惊奇的是，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工商业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
在放松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12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
桑弘羊出生于洛阳城里的一个商人家庭，自幼善于心算，是一个算术天才。考据者认为，他13岁时靠“入粟补官”的办法，进皇宫充当侍中，此后60多年间，一直身处内廷之中，从未须臾离开，几乎参与了汉武帝时期的所有经济决策。
自武帝亲政之后，国家支出大幅增加，于是，通过实行国营化政策以获取专营收入，成了必然之选择。武帝和桑弘羊从产业、流通、税收和货币四个方面，推行了严密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就产业改革而言，首要之举，当然就是从利益最为丰厚的地方切割下去，于是，三个最重要的制造业铸钱、煮盐和冶铁相继被国营化。
汉武帝从登基的第一年起，就进行了币值改革，在执政期间先后改了六次。与杜绝民间铸钱相比，对盐铁两业的国营化回收，难度要大得多。汉武帝想出的办法十分高妙，他发出了一张特别的委任令：任命两位大商人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盐铁丞，主管全国的盐铁官营事务，内廷出身的桑弘羊协助他们的工作。
东郭咸阳和孔仅提出的专营政策，在当时的朝廷之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汉武帝力排众议，批准此案。其后3年，政策的成效就呈现了出来。但在实施盐铁专营的过程中，孔仅等人在制造和专卖环节上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出现了吏治混乱的局面。武帝很不高兴，就断然把孔仅撤换掉了。接替孔仅的两任官员都不能让武帝满意。公元前110年，45岁的桑弘羊升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
桑弘羊成了专营政策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出任大农令之后，他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设置盐铁官的地区。这一管理体系日后不断修补、完善，一直运转了1000多年。
在桑弘羊去世后的80余年里，汉帝国一直没有从武帝留下的“盛世后遗症”中摆脱出来。由于国营化运动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太大，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自武帝之后，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把持，而在地方上则出现了强大的世族势力，在财经上，它与春秋战国时的贵族经济不同，俨然构成为前所未见的世族经济。与贵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的，不过它没有法定的世袭性，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大，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在《后汉书》中有《樊宏传》，传主樊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时以务农经商而闻名，以平民身份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后受封于樊，子孙便以此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南阳，在当地有农田300多顷，所盖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阁”，方圆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樊家庄园还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庄园内劳作的农户，要么是樊姓子弟，要么是雇佣的佃农，他们都只对樊家纳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户籍管辖之内。这样的樊家庄园，宛然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樊家还与当地的世族望族结成了极其复杂的姻亲联盟。
在西汉末年，这种庄园化的世族经济，遍布帝国的大江南北。当时之世，无论是世族势力的壮大，还是土地兼并过度，或财政困难，其实都是中央权力旁落的体现，甚至王莽能篡汉，也是皇权羸弱的结果。所以，王莽登基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实现中央集权。在随后的10多年里，他推出了众多的经济改革政策，无不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摘自《浩荡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