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国内曾热播过一部纪录片《大国崛起》，一时引发舆论热议。它固然有大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在腾飞，国际地位在上升；同时，它也如实地反映了国人内心的疑惑与迷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的康庄大道该怎么走，怎样可以走得坚定、稳健。记得那部纪录片有一集是这么说的：“大国，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政治稳定，政府和群众相互信任，内部凝聚力，国家制度的健全……另外，在思想上和体制上都要坚持创新，万不可被束缚，一旦僵化，大国崛起、长盛不衰则无从谈起。”
　　这一些条条献计献言，国人都不陌生，而近些年类似主题的书籍也大多持相同观点。与之相比较，郑永年的《通往大国之路》并非单纯地探讨中国如何崛起，抑或怎样展现大国风范——限于文集之故，既然围绕“秩序的重建”展开，所以在书中，我们既可以读到表现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化下的西方与非西方”、“全球化和国家认同建设”等文章，也可以读到思考国际安全的“9?11事件和21世纪国际关系”等评述，还可以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中美关系与东亚区域秩序的困境”、“中国地缘政治新格局及其应对”、“如何实现大国大外交”、“勿让G8、G2冲昏头，中国崛起出路在亚洲”等一系列建言。当然，中美关系、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和中国的内部发展为重中之重，贯穿始终。
　　想来，细心的、且常读书看报的读者一定对郑永年这个名字不陌生。这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国际知名学者，对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这些年来，除了不时读到的政论和专栏文章外，郑教授在国内出版的著作已有《改革及其敌人》、《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保卫社会》、《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未竟的变革》等多本，而与《通往大国之路》属同一系列、即将出版的还有《中国改革三步走》、《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改组与动力》、《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和社会》等。这本《通往大国之路》，集结了他十年来探讨“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的文章，分量颇重。
　　今日之世界，已不是昨日之天下。中国要成为的大国，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大国，是有足够的实力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的大国，是可以让世界真心服膺和接受的大国，是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影响世界的大国。问题是，在走向大国的征途上，中国还缺了很重要的成分。曾有记者问及中国问题研究时，郑永年不无感叹道：“中国最可悲的是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我特别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在他看来，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转型的量级是欧洲的几倍，却没有能力向世界说明自己；缺乏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循环、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于是，他在研究之余不忘赋予自己一个重大使命——试图建构一个非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解释亚洲。
　　或许《通往大国之路》就是郑先生这种尝试的一次努力。不过，郑教授并未用很多西方理论范式来探讨“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还原事件、描述现象、解释世界。正如他所说：“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做学问搞研究，最怕的是主观先行，那么其结论的得出也很有可能皮毛分离、脱离实际。
　　至于如何“通往大国之路”，方向在哪里，路径怎么行，郑永年的观点很明确：中国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这份责任要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当然，要想崛起，肯定要承担国际责任。我的意思就是中国应当承担它应当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不要过分去许诺这个责任。因为过分承担这个责任是不是可持续的，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是，“可持续性的国际责任完全取决于自己国内能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无论是向西方国家，还是向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去许诺这些责任，实际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国际上承担责任要和国内可持续发展相适应，不能超过国内发展的水平去承担国际责任。”
　　为此，他一再重申，要给中国的外交定位，就必须首先定位自己的国家利益。没有正确的国家利益观念，就没有正确的外交。中国要有大外交也必须培养自身的国际责任观。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仅要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且也要对整个世界体系负责。
　　在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之后，在国内舆论的大国叙事热中，郑先生的这本文集，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如何以现实的眼光来检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世界，以更理性地思考中国的下一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