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乌苏拉·胡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在全球各大区域的发展态势并不一致；不同国家和地区卷入全球化金融和贸易体系的时间节点，也大相径庭。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教授乌苏拉·胡斯却从1970年代末（即前述浪潮、体系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正常的阶段），就敏锐捕捉到了技术革命与工作职位转型、性别与阶级重组、社会生活全面商业化之间的内生关联，一针见血的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作为动态力量，正在重新定义与建构新无产阶级。她将这种由新技术革命驱动的“新无产阶级”称为在真实世界里从事虚拟工作的“高科技无产阶级”。
    城市化、工业化及伴生的商品化，一直会带来社会劳动分工的变化调整。但二战后由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主导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化、工业化、商品化规律，进而让社会劳动分工调整更为剧烈和频繁。举例来说，企业更多的设置了设计、文案、采购、销售、流程管理、员工服务、消费者服务、公共关系等岗位，这些岗位有些体现了去技能化，有些又融入创意能力，还有些与知识产权、员工持股权联系在一起，已经很难用旧有的劳动分工标准予以直观区分。乌苏拉·胡斯还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工作和消费界限的模糊化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构成了不断变化的界面”，也就是，信息技术让人们的消费与生活更趋自助化，一个消费者事实上会扮演半个劳动者的角色。
    乌苏拉·胡斯在书中第四章“全球办公室：信息技术和白领工作的迁移”中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时代推动的社会劳动分工，带给劳动者更显著的影响在于，雇佣、工时、考核、薪酬制度体系有了大幅变化。劳动分工进一步精确细化，技能价值降低，即便是部分融入创意能力的工作岗位，也仅是产业链、企业流程中的一环，更有许多岗位实现了显著的去技能化。这就使得快速精准复制产业链、企业流程成为可能，产业布局不断流向劳动力报价更低的区域，或发展为高度分散的外包，劳动者的谈判议价权利大幅缩水。
    与之同时，通信技术及其应用的创新发展，大大强化了企业对员工的控制力。首先，远程办公、分包等概念的普及运用，让劳动力分布实现原子化隔离，劳动者被隔离在自己家里或者不同分包终端，除了工作任务之外，很难就其他方面实现组织联合。其次，各种准确考察务工效率指标的新型设备，让泰勒式科学管理进一步发扬光大，员工由严苛的绩效考核驱动，更有企业建立相互监督的工作组，实行类似连坐、鼓励举报低效的工作制度。第三，凭借新技术和设备实施对员工工作状态全程监控，已不再存在难题，甚至还可以借企业信息系统在内的社会信息、信用系统，对员工生活状态、思想状态等进行控制。这三方面控制的无处不在，让几乎所有工作岗位、流程都更加无聊、紧张、空虚和孤单。当今所有深度卷入全球化体系的国家，各类职场人群均出现了严重的过劳负荷和心理疾病，正是最直观的恶果反映。
    广泛应用新技术和设备，会导致原有行业就业人群的减少，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世界各国同期并没有出现大幅的、大部分人的失业？很简单，是因为新行业、产业门类越来越多，吸纳了巨量的就业人口。这些新行业、产业的出现，来源于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简言之，就是在过去几十、几百年前曾经是市民家庭自行开展的家务劳动，被独立开辟为一个个新产业，由工厂化大规模生产和供给，让原有家庭劳动模式显得越来越不划算；在此基础上，人们就不再亲力亲为去做那些家务，而是直接购买市场上供给的服务，或以新产品、装置设备来替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并没有像这项社会趋势出现时，经济学家们预测的那样，减少普通阶层家庭特别是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这是因为，第一，如前述，消费自助化变得越来越明显，譬如有关银行生产力的研究就表明，金融机构应当设法让顾客自行填写单据、自助办理存取款业务。第二，服务的集中化将时间、精力和交通成本转移给了使用者，这方面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当沃尔玛挤垮周边几平方英里内的社区小店、中小商场后，人们再要购置齐全生活必需品，就不得不忍受繁琐的挑选、拥堵的付款排队人群及让人烦躁的嘈杂市场氛围。第三，广告商在不断教诲消费者，要树立新的、更为科学或更为健康的消费生活观念，为这种新观念付出更多精力和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