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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第一章 作为试验田的山西盐政
因为最早受益于开中制及屯田制,山西盐商率先进入我们的视野。在了解山西盐商如何受益于这两项政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这两项政策。我们的开篇就从一个与山西有关的古老趋势讲起。 朱元璋为什么没灭20万蒙古铁骑? 1386年,一只机械钟被挂进了高123米的英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这是一只历史地位显赫的钟表,它不仅是全英国最高的钟表,也是迄今为止仍可以保持工作状态的最古老的机械钟。 同年的欧洲大陆和中国正处于战争之中。上任4年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发动了反击英国、收复失地的战争。这段历史成为两个冤家对头断断续续持续了116年的百年战争(1337-1453)的组成部分。 在同一时期,中国迎来了它的新皇帝朱元璋。尽管元朝已经灭亡,但山西、陕西、甘肃、辽东等地仍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他们企图重新入主中原。就这样,明朝与元朝残余势力一直对垒,直到一年后明朝开国名将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部落。 扩廓帖木儿部落是蒙古四大剩余势力之一,大本营设在太原,经此一役,折兵4万,再没有重整旗鼓的精力,最后同行十八骑,逃往甘肃,狼狈至极。1370年,甘肃与陕西被明朝收入囊中。 尽管扩廓帖木儿部落被朱元璋打得溃不成军,但明朝仍面对着北边20万蒙古铁骑的威胁。为了防御,100万人的大军被朱元璋调往北边,这几乎是明初全部军队的总和。 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将这20万蒙古铁骑消灭?他不是不想,是力有不逮,但又不仅仅如此。最初明朝对蒙古军队采取了强势打击之势,但1372年的一场明蒙大战,明军大败,从此拉开了明朝以整修长城为屏障的内敛守势的序幕。 朱元璋怕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告诫后世,永不征伐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今位于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安南国(越南)、暹罗国(泰国)、爪哇国(今位于爪哇岛一带)等15个国家,并特别嘱咐“切记不可”。 朱元璋的理由是,四方诸夷“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但他也警示后世说,“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迹: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显然,当时要警备的是来自北方的心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也认为,明朝时的中国在东亚没有竞争对手,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其学习并纳贡。当时俄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和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朱棣(1402-1424)是明朝历史上一位血性的皇帝,为“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古民族”,他将父亲朱元璋的训诫置于脑后,在1410-1424年先后三次发起对蒙古的战争。虽然征讨取得了胜利,但远没有达到扫除边患的程度。 同样的一幕,在200多年前北宋开国之初对辽的对策中,就曾出现过一次。公元979年、986年,北宋两度对辽用兵,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但全都失败。1004年,两军再次交兵,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仍俯首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1044年,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以至于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它(北宋)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去。”他的结论是,两宋319年的纪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的记录,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 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堪称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战国到明朝,这一命题如影随形。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汉武帝时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其后,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各自修筑过长城。 长城千年的修筑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北部安防命题,这让长城多少有些归于宿命的悲壮。《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长城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 该书还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自从拓跋魏(北魏拓跋民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的,并下结论说,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 长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但并不具有连贯性。一旦南侵的铁骑出现,明朝的北疆就犹如洞开的门户,大有无从抵御之患,所以,明王朝只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 尽管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归化、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实际上并不为明朝所有效管理。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当时的边境实则只有一系列自朱棣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为标志,仅有中国骑兵巡逻其间。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在北疆相继建起了9个关口。当时山西行省囊括的范围远较现在广阔,包括今天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以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方,所以位于当时山西行省的关口就是5个,分别是大同镇、宣府镇(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延绥镇(驻地在今陕西榆林)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 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从中可见一斑。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首领俺答说: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则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段,军队后勤维护费用偏高。 明初与宋初一样,都作了一个囚徒式的选择,那就是聚于防守。尽管朱棣不甘认命,但最后落下的仍是一个认命的结果。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了86.3135万士兵,配备34.2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后,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以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以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其配备的士兵、骑兵数量和手操纵火箭、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等,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要塞。 《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认为,保卫北京唯一坚固的城墙,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而非边关的所谓屏障。远比想象中要弱的边关,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大肆扑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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