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引发了网络对要不要政府干预经济的激烈争议的书。作者黄树东观点犀利，直言不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是中国的中下层勤劳而不富有；经济学家可以不讲道德，经济政策不能不讲道德；不公平的经济关系是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关于公平正义的竞争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竞争；当大多数人陷入不自由的时候，没有人能享有自由，包括专制者本身。
　　黄树东认定，“不讲道德，不讲社会价值的经济政策，最终必将是摧毁一个社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天天将亚当·斯密挂在嘴上，好像这位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也是不讲道德的鼻祖，其实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是道德学教授。他在发表了国富论之后，又再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新古典经济学讲究的是均衡，而不是公平。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定律，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第一戒条。但黄树东说均衡不是效益，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均衡可能如同一张铁幕，掩盖着许多难以详述的灾难。反对政府干预的观念，根源于两个误解。第一，认为市场经济永远是均衡的，第二，把均衡当成了社会效益。均衡确实很迷人，曾迷住了很多初学西方经济学的人，用几何图形和微分、积分方程来推演微观经济学原理和均衡，那些精美的数学模式确实让人感叹不已，但很多人也因此忘记了在美轮美奂形式掩盖下的错误假定。
　　其实，均衡不等于效益。一个社会不可能存在一个均衡点，而是存在许多均衡点。比如当出现经济危机时，可能因为大量破坏供给和产能，导致经济在低水平上重新实现均衡，也可能是通过政府干预，提振总有效需求，使其等于总供给，让经济在高水平上实现均衡。我们不仅要追求均衡，而且要追求高水平，符合社会价值的均衡。我们追求的是体现公平正义的那个均衡。政府不能简单的接受均衡，而必须主动地寻求符合社会效益的均衡。市场和政府都必须是资源配置的力量。我们应该用均衡之箭来射中国社会经济效益的靶。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要公平，还是要效益”，很多人认为公平和效益是对立的两个事物，追求公平就要以牺牲效益为前提。现在回过头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可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目标却依然是遥远的目标。原因很简单，现有的政策都还在继续给先富起来的人很多优惠，而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寄希望于继续得到更多的利益。黄树东的观点是，:从宏观上，公平就是效益。政策的制定者和市场的管理者更要从国家层面上考虑利益分配，只有公平才能保证自由和民主，只有公平社会才能安定。所以，从宏观角度上说，只有更公平，才能创造更多的总体效益。
　　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代表弗利德曼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但他们在反对政府干预的时候，遇到了中央银行这个理论障碍。为了彻底否定政府干预，他们最后走向了极端，反对中央银行和金融政策的存在，让货币发行由机械过程决定，在蛇身上添上这只足，市场万能论便成了漫画式的荒谬和空想。
　　黄树东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不提或很少提及福利经济学，这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将社会价值和社会选择纳入了他们的学术框架。福利经济学家指出，帕累托最优依然可能是经济效益低下的状态，但福利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的潜在均衡点很多，但只有一个点是最佳的，这个点由社会选择函数决定，所以福利社会更看重社会选择。社会不能做均衡的奴隶。而从常态看，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是低效益的，高效益只是一个特例。在现实中，高税率时期的经济表现好于低税率时期，政府干预多的时期，经济的表现好于政府干预少的时期。
　　黄树东同时也并没用忽视论证对权力的监督，提出了防止腐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但他更主要强调的是：不断膨胀、不受约束的利润动机会破化社会活力，进一步的私有化会加大贫富悬殊。确立最低工资、增进社会保障、促进年轻人就业、向高收入者征税等等，都不是进一步私有化能解决的。
　　在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之后，黄树东另外提出了有效自由的概念。他认为抽象的自由与具体的自由不是一回事，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没有用的，自由只有与支付能力相结合，才是有效自由。如果你认为富人和穷人享有相等的自由，那与两千年前的晋惠帝也就没什么区别了。自由和民主的实现都需要财富的相对平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财富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热爱民主政治”就是热爱平等。
　　公平正义不仅仅在政治层面是合理的，其本身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在黄树东看来，当今世界竞争的关键，是总需求的竞争。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那个缺口，就成了徘徊在世界经济头顶的一个幽灵。在未来这10至30年间，谁能成功地制造出不断高速增长的总需求，谁就能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拔得头筹，谁就可能最终统治这个世界。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刺激、也最有挑战性的任务。
　　制造总需求最有效的手段，黄树东以为是致力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命题。所以，关于公平正义的竞争，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竞争。这就是比其他各种竞争都更加重要的“第N维”的竞争。
　　任何一条河流都有险滩。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可能遇到瓶颈。比如黄河，流久了，泥沙淤积太多，要么疏通，要么改道。这就是转型。历史这只手，已经推动中国启动了走向公平的进程。这大约是历史发给中国的一手赢面颇大的牌，也将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纵深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