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向消费主义转型
2011-09-05   作者:  来源:经济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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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为何作出向消费主义转型的决定,并下决心努力取得成功,,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大声宣布中国“站起来了”,这意味着这个在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国家,其命运从此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在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里,市场经济在美国、日本等国取得长足发展的时候,中国在尝试发展自己的工业经济,并与资本主义国家努力划清界限。它通过出台政策来限制商品的供应并将稀缺资源优先用于发展重工业。那时全国工作的重心始终围绕着“生产至上主义”:生产那些用于生产产品的货品(“生产者货品”,比如钢铁和化学制品等),而不是那些可以直接使用的货品(“消费者货品”,比如自行车、牙膏等)。出于国家利益,中国通过限制商品的供应来抑制大众消费,因此那时老百姓在消费时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随着邓小平的上台,所有这些都发生了改变,中国的领导人开始认为“对外开放”是引进技术和资金、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他们认为之前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国情,虽然“对外开放”可能会带来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依赖的风险,但这些负面影响都无法掩盖该政策的潜在收益——中国将有望恢复其经济强国的历史地位。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为了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获得资金和人才,中国逐渐对国内、国际贸易政策进行了调整,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变化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了,但是在2001年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给予外国公司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权限来接触潜在的中国消费者,而且外国公司进驻中国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与此同时,各国际贸易机构和国外政府也在催促中国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政策改革,中国也接受了这些政策调整,从而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逐渐接纳并习惯了现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中国从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过渡到消费经济不能单纯地解读为在外来影响下的又一次被迫转变,事实上这一次是中国欢迎并且鼓励了这种外来影响,至少可以说是遵从了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游戏规则。邓小平上台后,中国开始逐步取消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播撒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种子。紧跟日本、中国台湾、智利、韩国和新加坡之后,邓小平创造了一个受中央调控的市场经济,他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赖出口、引进外资以及通过与外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来实现技术转移,这三点共同促进了工业化的急剧扩张和发展,不过相关政策还在试图限制对消费品的进口,从而削弱消费者行为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政策的本意并不是要限制消费主义本身的发展,而是希望能够对其进行引导,保证其结果符合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利益,而不希望人们将突然增加的财富都用在转瞬即逝的消费快感上。
    虽然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消费者亲密接触的外商或多或少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发达国家的企业还是趋之若鹜,因为它们知道这里不仅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还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投资者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在这里注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就是为了获得中国市场的入场券,希望有朝一日能接近中国的潜在消费者。原因很简单:中国拥有数亿消费者,对于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消费者来说,绝大多数商品他们都还是第一次购买,因此还没有形成品牌偏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消费者类似于美国市场营销人员口中的“黄金人口”——口袋里有大把零花钱、刚刚开始懂得偏好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的年轻人。
    中国消费者与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政府出台刺激消费政策却还是最近的事情。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意识到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庞大的财政预算和贸易逆差将无以为继,并积极寻求帮助中国经济增长摆脱过度依赖出口的途径,甚至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就已经认识到廉价的“中国制造”在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市场迟早会出现饱和,债台高筑的西方消费者们将无法维持他们建立在过度消费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现如今,政策导向不再将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看做纵容浪费以及生产的终结,而认为这是生产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实际上反映了由早期政策制定者提出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人们常说“释放中国消费者的潜能”,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消费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却忽略了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真正推动中国人养成消费习惯的正是中国政府。为了让“发展”这个命题不再单纯地依靠外国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中国摒弃了依靠外国消费习惯规律那一套,决定让中国人成为自己的最好的消费者,引导公民繁荣消费。这样的努力即使在全球经济条件严峻、国内调整政策的情况下也没有减少,比如将资源导入国有企业以及基础设施项目如公路、机场的建设,通过扩大政府需求来重振经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占国内生产总值33%的全国年均消费水平(在所有经济大国里,这个比例是最低的)提高到与美国以及70%~80%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当的努力会有所减少——这就意味着无穷的消费欲望将转化成更多的空调、汽车、瓶装水和休假。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政治和商业领袖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中国消费者身上,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减少存款、增加消费来拯救全球经济。2008年10月底,危机可以说达到了顶峰,《纽约时报》在社论专栏刊登文章,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国”为题,呼吁中国政府“放弃传统的出口策略”,鼓励本国人民积极消费。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也督促中国政府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大声呼吁“中国从一个储蓄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之后的奥巴马政府基本上也在遵循同样的政策。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离不开一系列重大的转型,即外需转内需、投资和出口推动型发展转向消费推动型发展”,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2009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示高度赞赏。
    上述呼吁以及来自欧盟和日本的类似诉求无一不寄希望于中国消费者,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增加和推动全球经济需求与发展的全新动力,从而提高中国的进口额和消费水平,减少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均衡。
    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提出实际上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将有可能拯救全球经济,中国对于美国和欧洲的高科技产品、金融服务以及其他产品的需求将会为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点,中国也能够因此成为一个稳定和更民主的国家。简言之,中国人的大量消费将会成为治疗发达经济体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如果我们将该观点进行“合理的极端化”,其含义就是只要中国在加快商品和资源的消费方面尽到责任,那么中国就能拯救全世界。
    此外,中国政府在促进内需以及将中国从一个生产型社会转型为消费型社会方面也有自己的理由。2008年,中国政府表达了一个久经考验的传统观点,即促进内需对于发展经济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时候。为了让中国消费者买得起之前专门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现已接近饱和)而生产的商品,中国政府实施了各种政策来取消限制、刺激消费,包括降低银行贷款申请门槛,放宽信用和储备金限制,以及通过下调利率来降低居民储蓄的热情。意识到在城市以外还存在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中国政府同样出台了各项措施来刺激农村地区的消费,包括改善电力网络,对购买手机、洗衣机和彩电等进行补贴。为了间接鼓励消费者将他们的“应急备用存款”用于消费,中国政府还着手完善各项社会福利,比如将更多人纳入医保范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
    中国政府在实施这些政策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愈加迫近的紧迫感,为了避免出现亚洲其他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经历的发展停滞,中国政府视内需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他们看来,促进内需、推广现代生活方式是帮助中国积累国家财富、树立国际地位以及提升自身威信的一种方式(有可能是唯一的方式)。因此,正如政治学家帕特丽夏·桑顿所说的,在中国提倡消费主义,不仅有政治原因,而且还有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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