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葛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历史学者、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究员葛凯曾于1986-1987年到我国的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留学（他的中文名“葛凯”正来源于此），此后多次来华并作长期间考察，对中国等国消费主义问题进行了长达25年的研究。2004年，葛凯曾出版了研究20世纪初中国经济民族主义起源的专著《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简体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引进发行），引起广泛影响。他的新作《中国消费的崛起》则在前书的基础上，阐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的勃兴、这股潮流对世界的影响及未来走向，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国政商学各界人士重视的观点。
    《中国消费的崛起》这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绘葛凯梳理过的中国消费主义的现状，并就其成因、影响进行解释。以汽车消费、汽车文化为例，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表现出的适应性要远远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人们，也比欧美国家要快——“西方消费者花了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才适应的东西，中国人几年就搞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急速适应、接受并设法尽快掌握汽车生活，是中国人开放性和急速追求现代化心理的体现；也正因为此，中国政府、社会和公民都没有就汽车生活带来的一系列具有连锁效应的社会问题作好准备。
    更重要的影响则在于，为了不使迅速推进实现的汽车生活带来过重的贸易逆差，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的1990年代中期，就决定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国产汽车工业。尽管经济评论人士对中国汽车工业“以市场换技术”的过时战略嗤之以鼻，但中国汽车工业确实建立起了逐渐让欧美巨头寝食难安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是以中国本土旺盛的汽车消费为基础的），外国厂商也逐渐将车间和设计室搬到中国，由此为中国人带来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非但如此，因为中国汽车工业产能严重过剩，鼓励“中国制造”出口就成了中国必然的政策选择……这些因素的累积，让底特律等欧美历史悠久的汽车城风光不再。
    中国消费主义得以勃兴，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阐释解读，葛凯在这本书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台湾地区资本、中西结合的消费传统、自日本嫁接而生的流行文化等因素起到的作用。在他看来，台商聚集在以上海、苏州昆山等内地城市，带来了完整的社区生活、消费传统，台湾地区的文化领袖也逐渐迁居而来，让内地的流行文化迅速“台湾化”。
    随着大量国外知名品牌商品扩大进口、跨国公司深化本土化经营，辅以台湾、韩国等地区消费传统和流行文化的影响，中国内地一些政商学人士开始联手推动鼓励购买本土品牌商品或服务的新潮流，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许多地方政府也有意识培育本土知名企业。这些举措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御消费主义舶来品，避免太多中国人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但在葛凯看来，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让更多消费者学会辨识购买品牌商品，“在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世界里，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忠诚度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保证的”，反而很可能为国外知名品牌培养了数量可观的潜在消费人群。
    近几十年间，中国掀起了一场零售革命，以空前活跃的市场主体生产与销售为基础，商品与服务的供给从极度匮乏转为极度充裕。葛凯指出，在全球各行各业都将中国看做是最有吸引力市场的今天，中国的消费主义却存在多个层面的深刻危机：首先，中国没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和足够的可支配收入来迎合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容的产能、中国人足迹所可能踏及所有地方开展的零售扩张；其次，中国新贵、新富阶层中许多人的第一桶金经不起审查，炫富已经激起仇富，富人们觉得不安全，消费方式悄然转型、消费欲望收到抑制，所有根据富人可支配收入对其购买力所作的评估都过于乐观；第三，中国国内市场监管长期滞后，在食品等许多领域监管甚至形同虚设，中国人不得不小心谨慎的消费，以规避质量、假货和信息欺诈；第四，中国人告别短缺匮乏时代之后，迅速转入了充裕时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包含了与各类各层级消费者消费能力不相匹配的炫耀式消费习惯，人们在食物等消费中浪费成风，也不加节制，中国消费者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了更胖的体型、更差的体质。
    全球2007-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欧美国家领导人开始频频谈论“如何让中国制造、中国出口模式改弦易辙”的话题，甚至多次直接呼吁中国要将庞大的制造能力转向内销，通过进一步刺激中国消费者的购买需求来承接。我国事实上也采取了全方位刺激内需的政策举措。这就引出一个悖论：如果说肇始于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秩序所确定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不合理，中国面向出口的制造产能过于庞大、美国等国产业空心化的局面都不能再维持下去，必须调整；那么，如此之大且还在进一步提升的中国制造产能，一旦由中国消费者来主要承接，全世界可能无法承受由此而来的环境代价。要知道，中国已经在经历环境危机，许多城市也正在为垃圾围城的麻烦头痛，让人无法想象现有模式下消费和排放增长几倍的后果。
    葛凯承认，这样一个关于中国消费主义的利弊权衡，对于中国、中国人而言都很不公平，“这个世界正在要求中国拯救世界两次……（首先）希望中国人像美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大量消费来拯救全球经济；随后，世界又要求中国在大量消费的同时避免产生那些会威胁我们所有人的消极后果，我们想让中国将这个世界从过度消费的恶果中拯救出来”。但事已至此，中国必须、也只能“从自己乃至全球的利益出发，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毕竟在全球变暖、不加节制的贸易以及危险的假货面前，中国受到的伤害总是最早也最深。如果中国选择逃避，那么这些问题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恶劣影响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