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习惯的话语逻辑中，领导者是一个团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团体的兴衰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但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芭芭拉·凯莱曼在《追随力》一书中却试图告诉读者：对一个团体来说，追随者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领导者。
　　 众所周知，希特勒统治德国的时候，曾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芭芭拉·凯莱曼在此书中不止一次地探讨：“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大屠杀”的结论究竟是否能够成立？在她看来，“既然德国人服从希特勒及其党羽，没有反抗他们，就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参与了谋杀并造成了伤害。”其实发生在德国的另外一个故事，恰好能为本书的疑问提供一个近乎完美的答案。
　　 两德统一后，东德守卫柏林墙的士兵因格·亨里奇因射杀一名“叛逃”人员，在1992年受到了审判。亨里奇辩解说：“我没有罪，我只能奉命行事。”法官回答说：“不错，你是奉命行事。但你完全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寸。” 二战前后，那些亲身参与屠杀犹太人，或者对屠杀沉默不言的德国人，显然不能将全部罪责都推予领袖希特勒。追随者在领导者作出错误决策时，俯首听命或是冷眼旁观其实都是助纣为虐。通过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案例，凯莱曼很清晰地向读者表明，即使领导者是一位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作为追随者也依旧有作出个人选择的余地。
　　 在阅读《追随力》的同时，我时常会想起《乌合之众》这本经典名著。勒庞对追随者给予了颇多蔑视，如他说“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然而另一方面，这也无异于肯定了追随者在团体中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如此即不难发现，凯莱曼与勒庞其实恰恰是关注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追随者既能成为希特勒的帮凶，也同样可能成为其统治的瓦解者。
　　 近代以来，自由与平等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信奉，同时随着领导者获得权力方式的改变，传统的等级制度愈发难以维系。一方面追随者要求与领导者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领导者为达成自己的目标，也不得不通过协商或加薪来讨好追随者。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商业领域，领导者都在与追随者分享权力。
　　 对如今的一些政治领袖来说，其实早已不是他们在领导民众，而是民众在领导总统与首相。如果说在希特勒的独裁下，德国人民只能凭借内心的道德勇气去抵抗暴政；那在今天的民主国家，作为总统或首相追随者的选民，却天然有权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追随者不再是领导者的附庸。在商界，首席执行官虽然是公司的实际决策者，但公司所有权却在为数众多的股东手中。在平常扮演追随者角色的股东，他们一旦发现首席执行官不再值得信任，即可轻易地令其离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即使是公司所有者与雇员间，其实也已是一种合作，而非依附关系。
　　 凯莱曼针对这种新型的领导者与追随者关系，将追随者划分为孤立型、旁观型、参与型、主动型和顽固型五种，系统地总结出他们各自的行为特征，指出具有优秀追随力的人也同样能对团体做出非凡的贡献。根据她的研究，“追随者对于领导者的重要性大于领导者对于追随者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个团体或许能够失去领导者，但却决不能没有其追随者。优秀的领导者要能使其追随者的工作更加积极、更具创造性，追随者则要在贯彻领导者意志的同时，提出自己独立的思考。
　　 在社会中，我大多数人只能充当追随者的角色，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至少能够“领导”自身，使我们在团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要怀疑，每一个人都会被自身所处的团体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如果暂时我们无法成为一个领导者，那为什么不尝试去做一个好的追随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