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11”事件后，由于深受恐怖主义困扰，美国早已忽略了自己原本的战略原则，变得不知所措。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但遥不可及的目标，那就是消除恐怖主义威胁。打击基地组织的战争让美国损失巨大、分身乏术，想要从中恢复，只怕还需要10年的时间。
    对于美国来说，要想回归均衡的外交政策，在下一个10年中，需要分几步走，而这种举动极有可能招致非议。
    预言未来100年需要着眼于事件，而预言未来10年需要着眼于人物。在《未来100年大预言》中，我对那些能够从长远角度塑造历史的非人为因素进行了探讨。然而人类的寿命十分有限，在我们短短的一生当中，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往往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影响，反倒是那些特定人物的特定决策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
    本书是关于未来10年的短线分析：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将会产生哪些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将会带来何种结果。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确定的时间跨度越长，未来就会变得越发神秘莫测。但是，我的观点却恰恰相反，因为个人行为才是最难预料的因素。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一个国家会产生不计其数的个人决策，然而每一项个人决策都会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因此没有哪一项决策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反之，在短短的10年间，特定人物，尤其是那些重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所做出的重大决策，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未来100年大预言》一书所思所写的为理解未来10 年提供了一个框架。但那只是一个框架而已。
    预测未来100年，是一种辨别不可能的艺术，首先要确认，然后再排除所有那些至少从逻辑上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原因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所言：“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性，那么剩余的无论多么匪夷所思，也一定就是真相。”
    然而，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有可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些举动或者愚蠢或者英明，而只有当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个人决策才不会显得举足轻重，从而降低我们进行预测的风险。当你已经从长远的角度对未来做出预测后，就可以回溯一下，看看未来10年事情会如何发展。10年这样一个时间框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这样有足够长的时间，让那些重大的、非人为的力量得以充分施展，同时又短得正好，让那些特定人物所做出的特定决策规避可能难以避免的后果。因此，在10年的时间跨度中，历史与权术狭路相逢，同时政策的作用也不可轻忽。
    一般情况下，我不会热衷于对某项政策的争辩，因为我最感兴趣的不是自己想要哪些事情发生，而是可能会有哪种情况出现。但是，如果只考虑未来10年的话，那些从长远角度看来或许无关紧要的事件仍然会对我们造成深刻的影响。因此，它们对于未来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具有现实意义，本书中既是一种预测，同时又是一种探讨。
    之所以从美国谈起，原因与对1910年的研究必须始于英国一样。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一样，无论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今天的全球体系仍在围绕美国运转。在《未来100年大预言》中，我阐述了美国的长期优势。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不得不论及美国的缺陷和短板。幸运的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些缺陷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因为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是由于你我生也有涯，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有着切身的感受。在这些问题中，大多数源于亟待解决的体制失衡，有些是领导决策问题，因为在短短的10年中，人为因素会变得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谈到了。
    现在，对于这些问题以及相关人物的探讨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较之于其他时代，在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之后的第一个10年，世界相对太平。至于美国面临的真正安全问题，巴格达和巴尔干只是小菜一碟，算不上什么威胁。因此，在这样一个其他各国似乎无怨无悔地接受我们领导地位的世界里，美国没有必要费尽心机谋划大战略。但是10年后，“9·11”事件把这一幻想打翻在地。整个世界都变得危机四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可供美国选择的余地少之又少。不幸的是，美国并没有制定相应的全球战略。恰恰相反，美国逐渐形成了一套极为狭隘的集中打击恐怖主义的政治军事战略。
    现在21 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接近尾声。实际上，自被劫持的飞机向纽约和华盛顿建筑群横冲直撞的那一刻起，美国就已经开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甚至从全世界退出，现在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东西两岸均有大洋的屏障保护，所以美国一心想要从错综复杂的全球事务中抽身退隐，以便安享本土安全的太平盛世。然而，一边是恐怖分子暗藏杀机，另一边是那些认为美国危险莫测的民族、国家虎视眈眈，所以美国本土其实并不安全。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长期战略始终发挥着良好的作用，但在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早已将这些战略抛诸脑后。相反，这两位领导人常常率性而为，甚至不惜以身试险。他们所确定的目标无法兑现，原因在于他们对上述问题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就算他们自信巧舌如簧，也于事无补。其结果是，美国的能力过度扩张，向全世界到处投送力量，已经不堪重负，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蕞尔小邦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在制定美国未来10年的政策时，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回归过去均衡的全球战略，这是美国从古罗马和100年前的大英帝国取的经。这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到处耀武扬威地称王称霸，而是通过在各个地区安插不同的傀儡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些傀儡一方面可以相互制约，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来对付那些阴谋反叛者。为了保持均势，他们利用敌对力量相互倾轧，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帝国的利益。同时，他们还会利用经济利益和外交手段让这些附属国与自己休戚与共，紧密相连。不过，这里所说的外交手段可不是国与国之间例行公事的礼尚往来，而是指在邻国与附属国之间纵横捭阖，让这些国家相互猜忌的程度超过它们对宗主国的不信任感。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动用帝国军队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干涉。
    正是因为遵循了这一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当欧洲大陆均势岌岌可危时，当俄国在东线陷落而德国有可能在西线一举横扫英国和法国时，美国才最后参与其中；等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又敦促各方订立和平条约，从而遏制法国在战后独霸欧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美国尽量推迟直接参战，而是在西线抵抗德军，同时在东线游说苏联人与德军浴血奋战，支持英军。此后，美国又利用均势策略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对西欧、中东以及中国的控制。从 “铁幕”的出现直到冷战结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美国的离间计、三角计与操纵计不仅明智连贯，老谋深算，而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外交策略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从只遏制那些与自己针锋相对的大国，发展到凡是可能触动美国敏感神经的潜在地区霸主，都成了美国竭力钳制的对象。从1991到2001年的10年间，遭到美国入侵或者干涉的国家共有5个：科威特、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这种军事行动的频率节奏令人明显感到非比寻常。虽然美国想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总是十分明确，但其外交策略似乎不时受到人道主义关怀的驱使。如若不然，1994年入侵海地与我们的国家利益有何关联？
    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美国的实力异常雄厚，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纵横捭阖，甚至可以心血来潮地对别国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当你的地位不可动摇时，你就没有必要像进行外科手术一样小心翼翼地采取行动。因此，在对付那些潜在的地区霸主时，美国大刀阔斧、志在必得，不仅要战胜敌国的军队，而且还要占领对方的领土。从军事角度来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全都是骚扰性进攻，其初衷是将那些野心勃勃的地区大国拖入混战，按照美国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应对地区以及国内威胁，而非任由其发展并让那些蕞尔小邦牵着美国的鼻子走。
    2001 年的“9·11”事件后，由于刚刚遭受恐怖主义困扰，美国变得更加不知所措，进退无据，完全抛弃了高瞻远瞩的战略原则。取而代之的是，它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但是遥不可及的目标，那就是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然而，基地组织，也就是这一威胁的主要源头，同样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难以实现却并非不可思议的目标，那就是重新建立伊斯兰哈里发政权，那种在17世纪时由穆罕默德建立、此后又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直至一战末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才土崩瓦解的、神权合一的国家。如果哪些国家的穆斯林政府在基地组织看来不够正统，他们就会煽动民众进行阴谋颠覆。基地组织认为，伊斯兰国家之所以饱受蹂躏，不仅是出于民众对本国政府的畏惧，更是因为在民众看来，本国政府背后有美国撑腰，而美国是不可挑战的。
    为了让广大伊斯兰民众摆脱这种畏惧心理，基地组织认为，他们必须证明美国其实是一个色厉内荏的国家--如果有穆斯林教徒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哪怕只有几个，也足以让美国变得不堪一击。
    作为对基地组织袭击的回应，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逐一发起了猛烈报复，以证明自己的国家实力与行动能力，但是这些军事行动仍然是一种骚扰性进攻。美国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败敌军和占领国土，而是为了扰乱基地组织的行动，并且在穆斯林世界制造混乱。不过，制造混乱只是一种短期手段，而不是一种长期策略。虽然美国证明了它完全有能力摧毁恐怖组织和减少恐怖活动，但它并未实现自己曾经许下的宏愿，那就是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威胁。想要消除这一威胁，就需要对散布于全球各个角落数百万恐怖分子的一言一行进行秘密监视。且不说这种做法根本就无法实现，即便真的能做到，也需要耗费不计其数的资源。不言而喻，这一过程会让美国精疲力竭，并且耗尽自己所有的资源，正如美国现在的情况一样。消除恐怖主义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是并不能因此证明这一目标就切实可行，或者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这种做法让美国损失巨大、分身乏术，想要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只怕还需要10年的时间。目前当务之急是回归维持地区势力均衡的传统外交政策，必须在当前美国展开军事行动的主要地区，也就是从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脉一带开始恢复均势。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地区一直存在着三种天然均势，即阿以、印巴和两伊之间的势力均衡。然而，现在这三种均势都已经不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国最近的外交政策失误所赐。由于没有了邻国的制衡，以色列又开始试图频频在地面上制造既成事实。在阿富汗战争中，巴基斯坦受到了重创，已不再对印度形成有效的掣肘。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因为伊拉克一蹶不振，伊朗反倒成了波斯湾地区最大的军事强国。
    对于美国来说，要想恢复该地区的均势并且让整个美国外交政策也回归均衡，在下一个10年中，我们需要分几步走，而这些步骤极有可能招致非议。在下面几章里我还会谈到，美国必须不动声色地与以色列拉开距离，同时加强（或者至少停止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正如罗斯福在二战时与苏联缔结和约，以及尼克松在20世纪70 年代出访中国一样，无论有多么不情愿，美国现在需要对伊朗示好。要想实施上述步骤，我们在运用自己的实力时手腕必须变得更加微妙，而这种能力恰恰是近来两任总统所欠缺的。对于未来10年来说，这种微妙性的实质是我们第二个重要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文详述。
    如果说中东地区是美国要重新恢复均势的切入点，那么在欧亚大陆就必须开始应对敌友阵营重新分化组合这一挑战。美国历代对外政策的关键目标之一，就是要把欧洲尖端技术与俄罗斯丰富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分隔开来，使二者不得相互给力。20世纪90年代初，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莫斯科却丧失了对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的控制权时，这一目标已经被我们抛诸脑后。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在地中海--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失衡布局为俄罗斯保守势力恢复其在该地区的影响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不仅早在与格鲁吉亚开战之前就开始重新宣称自己对这一地区的权力，并且从此加快了自己东山再起的步伐。此时的美国由于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束缚了手脚而分身乏术，所以未能阻止莫斯科在该地区迅速恢复影响，甚至对于俄罗斯的勃勃野心都没有来得及进行一次实实在在的威慑。其结果是，美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与其意见相左，也想在欧洲扩大影响力的地区强国。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次等重要地区的另一个玩家欧盟，那么俄罗斯卷土重来和继续西进的危险便一目了然。人们曾经设想，欧盟会发展成为一个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超国家，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欧盟自身的体制性缺陷，从而引发了南欧国家的一系列经济危机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
    当欧盟最大的经济引擎--德国发现自己可能要为其他欧盟伙伴的错误政策和过度放纵行为买单时，它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当务之急。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较之于欧洲邻国，德国与俄罗斯有着更大的共同利益。无论德国可能从自己的欧盟伙伴那里获得多少好处，它的大部分天然气只能依靠俄罗斯；反过来，俄罗斯所需要的技术在德国比比皆是；德国急需输入人力资源，却不想因为移民问题增加自己的社会压力，显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俄罗斯兴建德国工厂。而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要求德国增兵，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矛盾，最终导致了美德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德俄日益靠近。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如果美国想要回归平衡，那么在未来  年中，就必须不遗余力地设法削弱德俄之间这种协作关系。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所采取的手段很可能包括培植与波兰的新关系，把它打造成一把地缘上的铁道扳手，重重地砸在德俄接近的制动引擎上。
    当然，中国也应该引起重视。不过随着中国的经济奇迹走到尽头，我们目前对中国扩张的焦虑不安也会日渐减弱。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逐渐放缓，并且变得更加成熟--也许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即便如此，中国10亿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 （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不代表我们的立场。--译者注）。因此，美国关注的重心应当转向东北亚地区真正的大国，即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三和海军规模名列该地区之首的日本。
    综上所述，未来10年的情况错综复杂，其中有许多变动不定的因素。在这个阶段，总统需要做的就是在美国的传统、道德原则与多数民众不愿看到的现实之间进行调和，这需要施展高超的政治技巧，其中包括不妨与敌国结盟，同时让民众愿意相信，我们的外交政策与价值观念并行不悖。因此，总统应当像所有伟大先贤那样两面兼顾，一方面对传统美德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巧言令色也要适可而止。
    然而，世上再巧妙的手腕也难以弥补深层的缺陷。在我看来，美国所拥有的是一种 “深层实力”。首先，所谓深层实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力量均衡。这就意味着，该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要大体相当，并且能够相互支持。其次，这种实力要有一定的文化与伦理模式作为基础，并且能够对权力的运作方式和个人的行为规范做出相应的界定。
    譬如，欧洲虽然经济实力强大，但是军事力量相对薄弱，而且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那些成员国应遵循的义务框架上，欧盟各国很难达成任何共识。
    虽然兼具根基深厚与均衡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在下文中我会向大家做出具体阐释，在即将到来的10年中，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强基固本并且综合运用这两者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美国几乎别无选择。无论在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当中都存在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美国可以选择从掌控全球大权的复杂局面中抽身隐退。人们相信，似乎只要美国停止干预全球事务，这个世界就不会再对它爱恨交加，这样一来，美国人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安享国内的太平盛世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非常怀旧，怀念曾几何时，美国只关注自己的国内利益，任凭世界自行其是。
    诚然，美国立国伊始，乔治·华盛顿曾经警告过，不要陷入任何同盟之中，但今非昔比，现在美国创造的财富已经占全世界的25%，仅仅是这一数字就足以将美国置身于世界事务之中。因为美国人的生产和消费情况决定了其他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国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全世界国家的经济状况。况且，美国海军还牢牢地控制着制海权，从而确保其向全球进行经济输出时畅通无阻，同时也有潜力在必要时阻断其他国家的海上商路。即使美国想要缩减经济规模以减少对他国的侵害，但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更别提美国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美国目前对自己的实力高枕无忧。一切都发展得太快太远。正因为如此，要想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恢复平衡，就必须将美国重新置于与其在世界上的实际地位相称的定位。我们注意到，苏联解体后，全球霸主地位由美国独享，无以匹敌。现在需要正视的是，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也无论我们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一番冷战较量之后，美国不仅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也成为全球帝国。
    但是，这并非美国人民所期待的现实，这不是说他们不想从中获得经济上和战略上的利益，而是他们不愿为此付出代价。从经济方面来看，美国人希望自由市场能够增加国内经济的增长潜力，但是却不愿意忍受其中的痛苦；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希望能够对全球事务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却不愿意因此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憎恨；从军事方面来看，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安居乐业，没有外患，但是却不愿意承担长期战略的沉重负担。
    所谓帝国，鲜有事先计划好或者提前预知到的，而那些曾经煞费苦心经营的政权，比如拿破仑或者希特勒所自诩的帝国，都命不久长。反之，那些经历了长期发展而羽翼渐丰的国家往往早在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就已经变得势不可挡了。这就是古代罗马和近代大英帝国曾经遭遇到的困境，但是它们却成功地把握了这一机遇，因为在成为帝国之后，它们不仅能够正视自己的角色，而且也懂得如何进行掌管。
    与昔日罗马帝国以及大英帝国不同的是，美国对世界的支配结构是非正式的，但是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事实并没有因此有所削弱。美国不仅掌控着广袤的海洋，而且其经济总量占世界1/4强。如果美国人改用iPod或者某种新型食品配方，那么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工厂和农民就会立即据此重组生产线。这就是19世纪欧洲列强支配中国时所采用的方式--绝不当正式的统治者，而是要把它塑造和利用得恰如其分，这样，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统治就变得无所谓了。
    不可否认，美国人在同化其他国家时困难重重，其原因在于美利坚帝国的规模和实力具有天然的破坏性和侵略性。这也就是说，只要美国有所举动，就不可能没有其他国家从中受益或者受到威胁。美国的巨大实力不仅会为其他国家带来经济上的优势，同时还会为自身招致敌对情绪。美国是一个商业共和国，所以它的一切都离不开贸易。虽然其经济繁荣要归因于国内资产以及自身优势，但是如果脱离了世界，美国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就会难以为继。因此，如果美国想要继续保持自己的规模、财富和实力，唯一的选择就是学会如何理直气壮地掌握自己这种具破坏性的巨大影响力。
    除非能够认清美国现在所处的地位，否则人们很难就帝国的益处、自身面临的困境及其必然性达成共识。无可匹敌的实力已经足以令人心惊胆寒，如果这一力量不为人知，那么它就如同一头横冲直撞的巨象。
    有鉴于此，我主张，在未来10年中，无论愿不愿意，美国都应从有意忽略自己现有地位向接受事实转变。而一旦接受了这一点，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会变得更趋成熟老练。在未来10年中，虽然我们不会对外宣称美利坚帝国这一事实，甚至民众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对于这一局势的正确认识，能够让美国对自身实力的掌控变得更加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