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大命题。古为今用，是谓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行萃取、提练、重组、创造，与现代社会经济与生活进行无缝对接，从而为现代化服务，为中国人的幸福生活服务，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树立核心标杆。洋为中用，是谓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吸收、消化、利用外来的思想、制度、体制、机制、文化等，纳入中国原有的价值体系，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经济生活的有效组分，从而生发出新的功能进而形成新的中华文化，为现代中国的腾飞提供最基本的价值中轴线。
    清末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复兴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他们基本是围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两大主线展开多元探索。当代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任务，正处于民族的复兴和文化的复兴的过程中。如何利用中华文化历史资源，如何将现代化的中国的崛起之根深植于古老的文化土壤之中，这是当代中国之“士”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的完成，才能满足中国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的需要，才能让全世界理解、明白、分享中华文化价值。
    标准化、科学化和可复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标准”，中华文化要成为世界价值体系的度量标准体系的成分，也需要进行科学化、简单化、标准化和可操作化的过程。李国旺先生利用现代资本市场估值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其发明的“力量模型”研究方法，对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儒家学说进行分解、比较、筛选，进而寻找出其核心价值的组分，从而发现儒家文化价值具有可比性、标准化和操作性。为了寻找典型、有利于进行价值“解剖”，李国旺先生特地选择了儒学中最“简单”的《大学》“八方力量”进行分析。为了让现代读者理解和掌握《大学》的精神，作者将《大学》比拟成上市公司。作者指出，曾子借用《礼记》之壳，《大学》巧妙上市，并在董仲舒的努力下成功地从江湖进入庙堂。作者向大家提示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大学》的人本精神、人道精神、友好自然、和谐社会的精神，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都是以开放的心态，吸纳、消化、重构当时科技水平下的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孔孟的周游列国和跨国营销、董仲舒的吸纳百家的精神、诸葛亮以实用为目的而容纳多学派的开放心态、程朱和阳明先生对佛道合理内核的吸收，都体现了儒家的开放心态与包容的胸怀。在朱熹的努力下，《大学》成为下层学子进入主流社会的基本教材，改变了《大学》在其出生初期仅为王公贵族服务的历史格局，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华文化的文明进程。在现代环境下，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进行武装，还需要吸纳当代西方最新的人本主义研究成果，需要吸收现代科技成果进行重构，因为只有畅开胸怀吸纳当代文明的最新成果，儒家文化才能在与现代化的碰撞、交锋、对接过程中，取人所长、补已之短，进而形成包容、宽容、大气的新气象和新思维，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明进入中国的双车道的桥梁。
    文明的桥梁，需要文明的载体，文明最基本的载体是人，特别是实践文明的个体。李国旺先生是知行合一者，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过程中，密切结合当代资本市场的实践，特别是他观察研究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滩一批金融市场弄潮儿的生活工作和资本市场的投资操作过程，对相关人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考察和展现，将其中的“读书”生活、投资实践，以类似“故事”形式，向大家“报告”，这些“报告”是中国古典文化在现代中国传承和发展的典型案例。
    当然，《大学》本为儒家为摆脱江湖地位，特地向当时的王公贵族子弟提供的“人生发展规划书”，是培养“君子”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基本道理、基本方法。据说，现代美国一些大学的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者，中国的“大学”未来会否如此发展，还得经过实践检验。但是，“大学”培养追求真理、服务民众、完善人生，古今中外，可能是基本的宗旨。儒家因为掌握了人生最基本的道理，才能在千年的历史实践和百家交锋中脱颖而出、长盛不衰。李国旺先生作为资本市场的实践者，在业余时间关心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化，特别是吸收古典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为投资者服务，无意中开辟了国学研究的新阵地，形成了国学研究新的“市场空间”为国学研究“古为今用”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定位”。
    基于上述理由，特地向有志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资本市场实践者推荐本书。
    是为序。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