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生活误测,实现国民幸福
2011-05-03   作者:郑渝川  来源:经济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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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颢 (不丹)卡玛·尤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印)阿玛蒂亚·森 (法)让·保罗·菲图西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2008年2月,法国政府设立了“经济发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委员会,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和巴黎政治学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经济顾问让·保罗·菲图西三人共同担纲,组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等数十位多国专家学者参与课题研究。该委员会历时一年半,向法国政府和全世界公布了政策分析报告。报告从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提出GDP作为一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的重大缺陷,建议对GDP的算法予以调整,用“国民幸福指数”(GNH)取代GDP。
    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此前曾摘编为《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一书,今年1月由新华出版社引进发行简体中文版本。这本书在我国国内出版后,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引起公众关注,销量惨淡,堪称“超级冷门书”,与此书其他语言版本在欧美多个国家引起的反响对比,反差实在太过强烈。
    问题是,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以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所指的问题,即近乎神化的“GDP崇拜”,在我国表现十分突出,而“国民幸福”也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前述报告和图书“遇冷”的现象,从深层次折射出,包括许多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读者,对检讨反思“GDP崇拜”、讨论“国民幸福”存在根深蒂固的意识排斥,即便接受字面上的话题讨论,也只愿意以自己习惯和熟悉的词汇、路径、逻辑去循环论证(以旧识旧)。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的冷门命运,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公开推荐,而得以彻底改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广东乃至全国范围内销量惊人的热门图书。汪洋履职广东以来,积极推进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曾大力鼓呼思想解放,亲自践行示范不走过场的“网络问政”,还致力于弥补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社会建设、公共福利等方面留下的巨大欠账——这些与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许多建设性观点达成了高度一致。
    但仍需指出的是,由于《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本身是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摘要版本,叙述笼统,专业性较强,许多概念和表述未得以分解阐述,这就给因为汪洋推荐而购买、阅读此书的党政干部和媒体人士带来了一定的理解障碍。事实上,汪洋在推荐此书的信中就曾谈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一书“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部分,可在阅读中从略”。
    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由国内知名传媒人沈颢和全球国民幸福指数研究权威、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联合主编的《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一书。《国民幸福》这本书,延续和细化了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提出的讨论。
    书中收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和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文章,对中国读者如何看待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等来源的建议、如何编制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怎样增强国民幸福指数编制和运作的可操作性等基本问题,提出了翔实可行的建议。王绍光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不宜夸大国民幸福指数的效用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国民幸福指数只是对幸福的诸多想象之一,如果不纳入人们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就跟现在的GDP体系没有区别,但一旦予以纳入,政府也可以很轻易的弄出一套东西来粉饰太平,譬如,中国对外国的报道,不讲第一世界,只讲第三世界,中国人的幸福感指数马上就会提高。在他看来,主观性极强的国民幸福指数最重要的是参照系,人的参照系是受信息量、受信息来源决定的。而胡鞍钢教授则建议,要允许地方政府自行界定幸福指数,允许各地开展公共服务竞赛、幸福竞赛(一如以前的GDP增长竞赛)。
    《国民幸福》一书收录的美国记者乔·盖特纳撰写的文章,则有助于国内读者更为客观冷静的评价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乔·盖特纳介绍了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提出的评估指标引起的内外部争议,包括阿玛蒂亚·森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就表示,对试图描述人类幸福程度的统计数据的价值持保留态度。更棘手的是,如果全面更新经济评价标准,环境指标和幸福感指标可能在一些国家内部造成较大的政治混乱,并且,由于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标准过多过繁且许多内容相互冲突,“评估系统的使用者就可以随意选择他们的进步道路……可能会让我们陷入西蒙·库兹涅茨在制定国家经济评估方法时所陷入的境地——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数据,却没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幸福》这本书拿出很大的篇幅来登载卡玛·尤拉撰写的《国民幸福指数在不丹》一文。这篇文章全面阐释了不丹在全球率先创设国民幸福指数的原因,对不丹文化、历史传统与国民幸福指数一脉相承的关系进行了解读,归纳了不丹此方面政策实践的经验,印证出国民幸福指数编制兼顾前瞻视野与因地制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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