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中国在梁庄》打动，是因为这本书中独有情怀。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乡村的书，它以一个回乡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一个村庄二十年来的变迁，那些熟悉的邻里乡亲们，那些熟悉的景致和人事，全都变了模样———
我们的家乡，变得如此破败，成了我们“前进”中的包袱和累赘，在这里，有那么多的留守儿童、疾病矛盾，以及我们无法安置的疼痛。
读这本书，我首先想到《妇女闲聊录》，五年前的林白，以一位农妇木珍之口，讲述了一个令我们震惊的乡村模样，它日益崩溃的人事伦理、令人失望的生存现状。木珍的讲述是麻木的，是没有情感的展示。而《中国在梁庄》不同，作为离开梁庄的梁庄人，梁鸿的书写是具有情感的，她无法将眼前的村庄和记忆中的村庄并置在一起，安之若素，她无法展示梁庄的村庄而毫不加判断和批判，她的内心涌动着情感与不安，这样的情感应该受到尊重。
我也想到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1949-1999)》。尽管阎也有着多年后重回村庄的经历，但是情感是稀薄的，阎在这部著作中，并没有将村庄视作他的故乡和来处，而只是与他发生过情感关系的研究对象。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优秀社会学著作。可是，梁庄对于梁鸿来说，恐怕绝不是研究对象的关系，尽管她也是一位研究者、一位青年批评家，其实她也实在可以将这个村庄视作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但是，那二十年来的成长、滋养，怎么可能将这样的村庄只视作研究对象呢？
这便是我之所以被此书打动的原因，读《中国在梁庄》时，你会深切体验到梁鸿对这个村庄和故土的复杂经验。她爱它，那里埋葬着她的母亲，生活着她的父亲、兄长、姐妹；她依恋它，在这里她度过自己的青春———《中国在梁庄》的书写最打动人处，在于她的“非虚构”，她的情感是真实的，所见是真实的，她的一切呈现都是基于真实体验的，而这一切又都不是为了研究、书写本身。
“非虚构”，在今天是多么有意味的词———
它侧重于真实纪录，当我们强调文字的“非虚构”时，我们在强调什么？恐怕是并非刻意回避文字的虚构本性，而更强调的是它所表达的真实情感和不伪饰精神吧？《中国在梁庄》的魅力在于以其“非虚构”触动了我们沉睡的乡村经验，它激活我们对生活、对农村以及故乡的感受力，它使我们有幸重新和作者一道回到那个土地看一眼生我们养我们的村庄，它亲切而陌生，它肥沃又贫穷。它需要我们老老实实地想一想，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疼痛和愁苦？乡愁，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乡愁早已纷崩离析，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看看，我们赖以生存家园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使它如此发生。
难以忘怀的是，在《中国在梁庄》的开头，梁鸿以重回故乡的方式进入，而结尾，她又以离开故乡的方式收束。这是典型的归去来的模式。1921年，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发表了他的杰出作品《故乡》。二十年后回故乡，记忆中的故乡与眼前这个故乡发生了深深的断裂，这使他处于深刻的震惊体验当中。这是一幅典型的回乡图景，也是近八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回乡的普遍经验，书写这种震惊体验时，归去来的模式非常重要。在鲁迅之后，诸多中国作家在书写故乡带来的震惊之感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一模式。尤其是当下70后艺术工作者们，比如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他以让人物不断回到汾阳小城的方式来书写着这个国度发生的沉默而又巨大的变迁；比如小说家魏微，她的《异乡》、《回家》、《乡村、穷亲戚和爱情》，都以系列书写了一位女性离家后回家的种种际遇，进而书写了一个时代不断变迁着的人际伦理……其实这些都是归去来这一写作传统的产物，梁鸿着意书写了回家后的情景，她有意以一种重回土地与村人对话的方式，将这种震惊体验以非虚构的方式进行“放大”。这是多么令人感喟的“放大”！《中国在梁庄》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它让我们感同深受、辗转难眠，《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
这样的书写，给中国当代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某种镜像。在当下中国，书写农村的作家并不在少数，但是，这些作品通常并不能给人以触动。是什么使中国农村书写出现了匮乏？在于作家对书写对象的穿透力和理解力的日益贫弱，是的，我们的思想能力越来越贫乏了。作家的思想是什么呢，恐怕就是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吧，是一个作家对当下生活的穿透力和把握力吧？在当代农村题材的书写上，在浩如烟海的所谓底层书写方面，浩大的世界包围了我们，我们被它们淹没，无法突围———我们无法挣脱习惯性的视角和方式，我们喜欢虚构一个虚无意义的村庄而不愿亲自踏上它的土地，去触摸它干裂的皮肤，去闻一闻它被工业废水严重污染的空气，认识到这样的村庄是我们的父母弟兄生活的地方，没有想过要将这样的现实感受真切书写在纸上，让更多的人体验和感知，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
很多年前，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字《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不知为什么，读《中国在梁庄》时，我不能自已地想到“今天我们怎样做儿女”这个句式———
今天，我们怎样做故乡的儿女，如何面对故土？我想,至少，像梁鸿那样直面故乡，写下我们连筋带肉的疼痛与困惑却是“做儿女”的应有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