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中国问题的一系列著作，都很富有启发性。他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曾让我受益良多，这次新著《保卫社会》出版，也是一本值得读者思索的著作。
　　“保卫社会”这个提法有些突兀。实际上，我理解郑永年对“社会”这个词的界定，是与“国家”或者“政府”相区分的。从这个年度，我们可以去看郑永年这本新著《保卫社会》的主要观点究竟是什么。
　　《保卫社会》一书中收录，作者发表于本世纪初的文章，针对的，是这十年中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应该说，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内地的经济欣欣向荣。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问题。
　　郑永年说，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不仅造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内需始终无法打开；而且意味着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异，社会正义和维护这种正义的制度手段都将得不到尊重，获利益者也会感觉到不安全。要实现正义或者表面上的正义，靠“到点自行掉头”，看来希望渺茫。
　　评估具体“社会”安全，就必然要找寻具体的切入点，譬如住房保障、房价、房地产问题。郑永年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政策定位错误。中国将房地产定位为纯粹的经济政策，却并没有相应的社会政策为之护航。由此，所以，他痛斥房地产不仅绑架了中国经济，使得调控部门也变成了只对房地产行业利益服务的单位，使得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成为得利者。这一房地产政策，数年下来，从根本上弱化甚至解构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基础，让年轻人失望，使得社会的幸福感低落。在他看来，地产问题并非无药可解，如新加坡等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早已提出和成功实践了以公共保障住房为主体、商品房开发作为补充的房地产政策，也有许多国家是从放任房价成功实现转型，成功拯救“社会”和中产阶级。
　　在《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和谐社会》一文中，郑永年同时批驳了“市场万灵论”和“政府万能论”。郑永年在文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占据政策舞台的市场崇拜者，和近年来在学术界兴起的政府崇拜者们，在进行话语权和影响政策导向问题上的激烈辩论时，多停留于教科书式的讨论，观点多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两种观点和政策建议套路中都对社会健康建设重视不足。他在随后多篇文章中通过对欧美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的回顾，集中驳斥了“市场万灵论”，指出“在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同样，“政府万能论”也不值得信任，可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无论是“市场万灵论”，还是“政府万能论”，我们从中都可以读出一个尴尬。那就是，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市场万灵论”下，如前所述，房地产的畸形高价，使得中产阶级丧失了对于房地产的消费能力，从而使其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大幅度下降。当然，地产，仅仅是一个最受关注的话题。没有疑问的是，“社会”在“市场万灵论”下所受的压力，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