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三权分立之“话语权”
2011-02-10   作者:刘仰  来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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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一本新书,书名很醒目——《话语权》,作者张国庆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国际问题专家。《话语权》这本书主要内容说的是美国社会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影响中国、误导中国、钳制中国、战胜中国。很宽的书腰上赫然写着这样的文字:“在宣传上花1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因此,“话语权”等于是一场长期而复杂的“宣传战”。张国庆先生的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完,但是,他很清晰地提出了“话语权”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这场“话语权”较量,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一直处于下风,近几十年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是美国的对手。有这样一个意识,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认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首先使我们更为清醒,它会使我们对于美国媒体的“客观公正”表示高度的怀疑,同时,对种种有关新闻媒体的理论书、教科书中的“客观公正”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其次,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说不过”对方,但对方又确实没有多少道理、反而是把歪理打扮成真理,甚至是用谎言来冒充“客观公正”时,我们自然要问:中国在这场关于“话语权”的较量中应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本书作者并没有提出特别有效的办法。“包装中国”之类的措施,其实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就好比中国已经多次在美国投放“中国制造”、“国家形象”等广告片,效果其实有限。要认清“话语权”问题的实质,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我正在写作的一部书,其实讲到了这个问题。借此机会,将正在写作的一部分内容透露一下,以帮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西方政治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三权分立”,它几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原则。“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别独立。简单说,它是指一件事情的决策、执行、监督分别独立。再通俗点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就是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理论上说,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构架,有助于避免独裁专制。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可以出现下面的情形:决策由张老板负责,执行有李董事长负责,监督由王大股东负责。我曾经说过,全世界的资本家比全世界的无产者更容易联合起来。西方的“三权分立”把同一件事情切成三段,难以避免由不同的资本家分别掌握每一段。
    美国的具体政治实践,清晰地显示了这种状况和结果。在立法过程中,大资本可以施加影响;在行政过程中,大资本不光可以施加影响,甚至还可以亲自操作行政,例如美国的农业;在司法过程中,大资本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影响司法。换句话说,即便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联合起来的资本家,依然可以对前后“三段”持续地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尽管有民众的影响,但是,民众的影响与金钱的力量相比,在很多时候都非常有限。从根本上说,美国社会就是资本占据主导的社会,否则也不会用“资本主义”这个称呼。它的这种方式有什么问题?需要做一个比较。
    从社会权利来说,西方“三权分立”所划分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的权利核心。真正的社会权利主要是如下三项:暴力权、财权、话语权。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是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的另一种“三权分立”,即:暴力权、财权、话语权的“三权分立”,是纵向的“三权分立”,而不是西方的横向“三权分立”。当今世界在暴力权问题上,基本上都走了秦始皇的方式,即暴力权归国家所有,而不允许地方势力、贵族拥有暴力权。这是西方社会向中国学习的结果。但在财权和话语权,以及对掌握暴力权的资格方面,西方社会还没有达到中国古代政治的认识高度。
    中国古代政治将财权比较多地留给社会,政府掌握收税等部分财权,社会上的资本有较大的投资自由,从而形成比欧洲发育更早、更全面的商品经济社会。有些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不懂中国历史。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欧洲,所以宋朝才会有全世界最早的纸币。把财权较大地留给社会,在中国古代叫做“不与民争利”,有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做的不好,但这一原则是长期奉行的。将相当大的财权留给社会后,中国古代政治另一个优异之处在于:掌握暴力权的人是知识分子群体。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政治是将话语权与暴力权结合在一起,而竭尽所能地避免财权与暴力权、话语权的结合。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财权很容易自私,如果财权与暴力权、话语权结合在一起,它很容易使得所有的社会权利都向财权严重倾斜。代表社会良心、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掌握暴力权,一是更容易客观公正,二是不容易滥用暴力。
    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实质,就会发现,西方政治实际上就是暴力权、话语权都归财权指挥、掌握。在西方古代等级制度下,暴力权、财权还是分散的、逐级承包的,在现代中央集权下,它们合为一体,危害更大。不管西方的“三权分立”如何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财权对于三个部分的掌握和操纵始终无法避免,也使得财权对于暴力权、话语权的控制变为常态。比方说,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地就是典型,集暴力权、财权、话语权于一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把暴力权、话语权统统交给财权掌握。针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也如此,财权操纵了这场战争的暴力权和话语权。迄今为止,美国对于伊拉克的战争,依然如此。这种状况在美国的军工企业那里,尤其明显。在军工企业之外,财权对于暴力权的掌握稍弱一些,但是,财权对于话语权的掌握一样牢固。
    前几天,股神巴菲特退出了《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原因是任期满了,巴菲特不想连任了。这个事实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美国社会就是这样由财权来掌握话语权的。巴菲特即便退出了《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大资本家接替他的位子。而且,巴菲特还是全球最大评级机构的大股东,这又是一个极为明显的由财权掌握话语权的例子。张国庆的《话语权》一书中,举了一个中国完败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大豆产业被美国彻底攻陷。这个中国的失败案例,是美国的成功案例。美国在中国完胜“大豆战役”,张国庆的这本书中很清楚地揭示了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四大粮商这些“财权”完全掌握、操纵了“话语权”。这一话语权还不仅仅是美国媒体的话语权,甚至还是美国政府的话语权,都在帮助“财权”故意误导中国。美国财权与话语权一个完美的战术配合,使得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彻底打败了中国的传统大豆。在这场“大豆战役”中,冲在前面的是美国的“财权”和“话语权”,暴力权没有显眼地上阵,但是,未来不排除美国的“暴力权”也一起上阵,以维护垄断资本的“财权”。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不管我们如何向美国做宣传,效果都是有限的。因为,美国的“财权”永远都是维护它自身的利益,美国财权所掌握的话语权,永远都是为它自己的利益说话,想要改变它,几乎不可能。除非中国也像美国一样,由财权掌握暴力权和话语权,形成比美国更大的财权,才能形成比美国更大的话语权、暴力权。这种做法虽然是西方人的做法,但是,很显然,它将严重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等于是以谎言对付谎言。而且,这一做法在中国已经被部分人开始推行和实践,并且已经对中国社会自身产生一连串不良后果。
    要真正长期有效地改变中国在“话语权”上的被动局面,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坚持中国式暴力权、财权、话语权的“三权分立”纵向模式,并将这种中国传统的纵向“三权分立”模式通过现代实践,证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从而让全世界在理论上抛弃西方那套横向“三权分立”之类的政治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对西方的政治理论和“财权”主导一切社会权利的形态予以否定。我们需要一个理论高度,才能与之较量。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
    本人正在写作的新书,内容是关于重庆打黑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黑社会形成的原因,其中将有专门章节讲述这个“三权分立”的问题,在此也算是先做一个预告。总而言之,张国庆先生的《话语权》一书很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方案,还需要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寻找方案,借助中国古人的智慧,并与现代社会的实践创造性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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