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鸱夷子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财富的灵魂》是揭开国内知名商业媒体《中国企业家》成长基因的一部著作，可看点有几个：1、最牛财经记者的成长经历；2、10多年牛社长刘东华的思想历程；3、几个企业家认真对待的稿件。其中，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的稿件就值得大力推广，特摘录如下。
    田溯宁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中国企业家》杂志2010年第17期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田溯宁把他为何投身企业从某种意义上归溯于他童年起就有的“不安全感”。他刚在北京出生，父母就调往甘肃兰州，他只好来到沈阳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固然“跟外婆和姨的关系非常好，但为什么父母就不在旁边呢？”童年给他印象最深是“坐火车”、“漫长动荡的旅途”，每次要坐两天三夜，从北京倒火车到兰州去看他父母。再加上姥姥是沈阳最好中学的校长、当地的人大代表，文革开始后，姥姥家开始被红卫兵冲击、抄家，田溯宁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深。为此，长大后的田溯宁一直都在寻觅人与人间的某种亲密关系，当他在美国学生态学，孤身在德州草场做实验时，他觉得孤独难捱，无法在寂寞单调的科研生活中找到寄托。
    “当亚信有四五十人了的时候，我每天上班都特别向往。当我和员工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股非常强大的安全感。父母、姥姥、导师都说我过于简单而社会过于复杂，做公司肯定要吃亏—但我最终意识到，作为创始人我可以去影响企业的文化，让自己和同事从前台到司机都充满幸福地投入工作，这是很强烈的满足感。”
    讲究人际的沟通、达成情感与理念的共鸣，是田溯宁在长期的企业领导生涯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无论是他在亚信和宽带资本还是国有企业网通当职业经理人期间。事实上，他佩服的两位企业家：柳传志和万事达董事会的Richard Haythornthwaite，都以沟通能力和打造共识闻名。

    2010年9月，我又到美国硅谷考察云计算。2009年我在硅谷看到的是百余家云计算相关的新企业，而现在已经是上千家。从芯片设计到操作系统领域，新的技术领导者正在形成，资本和企业结合的速度加快。回头想想前面这些年IT行业的风云变幻，其实可能只是个起步阶段，真正的加速和高速发展，还在后面。这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现状非常相似。
    前面这25年中，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逐渐成型和成长，并依托其中国背景的企业和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开始在全球企业家群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未来，也许不再有“中国企业家”的说法，只有“来自中国”的企业家。我们现在就应该思考，未来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会面临的理想和价值挑战。
    25年来，企业家的成功是出人意料的。我们早期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能够有今天所谓的社会地位、权力、财富和影响力。今天，无论是在IT领域，还是在其它领域——可以说几乎在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杰出的公司。作为企业家这样一个新兴的阶层，取得了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功，一方面是个人努力，另一方面也是机遇使然。
    我们这代人的发展，非常有趣。如果把眼光向前看，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完成了人生模式的很大的创新。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代人的目标都是想当政府的官员或者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中很多人在二十岁之前为自己选择的人生模式。后来否定了自己——我自己在三十岁之前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科学家，把这个目标给否定了，这等于是一种人生模式的巨大变迁。在那个时候，这种变迁要求你拥有非常之大的想象力和勇气——而且，除此之外，你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资本，没有平台，没有任何影响力，只有一个让所有人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的故事。那时候我在美国学的是草原专业，你跟人说你要做一家公司，而且还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或者你跟人说若干年后你要去作一个投资者，这在当时别人听来，简直是狂想。你要对自己所有的想法进行否定，这种否定在当时看来是天翻地覆的做法。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代人身上具备什么？勇气、想象力和对梦想的寻找。实际上仅仅依靠勇气和想象力，我们完成了所谓人生模式的转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个人对企业、对社会的价值。
    但是现在我感觉到我们这代人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丧失了勇气和持续的梦想寻找。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唤起那个年代的梦想和勇气？我们怎样继续保持自己的理想，有勇气去探寻未来可能仍存在的飞跃时光？
    到底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到底自己的爱是什么，是简单的财富还是权力还是地位还是其它东西？我想，如果最后你发现给你带来所谓满足感的，是一种为理想的奋斗及其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给你带来的符号——无论这些符号是权力也好、财富也好、地位也好——如果你发现了这点，这时你可能就会找到持续奋斗的价值观和力量源泉。这个发掘过程特别重要。
    我近几年来的经历，主要是花很多时间去同各种人交往，我也有意选择参加不同公司的董事会，想了解一下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人怎么样持续不断地发展，怎么样能够获得持续不断的动力。我做了很多的思考、总结和比较，也看到像李嘉诚先生、默多克先生这样的长辈们是如何去做的，也会去和他们交流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唤醒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好，或者去寻找一种让你持续不断的动力也好，我觉得这样的总结和思考，对重新确定价值观、重新唤醒自己的理想和勇气来说，非常重要。
    像李嘉诚、默多克这些人身上持续的动力从哪里而来？我思考的结果是，虽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我个人觉得其中根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而且，很多价值观跟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系。童年成长的经历塑造了你最基本的一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规则。你的怕、你的爱、你要逃避什么、你要追求什么，这往往都跟早期的一些经历有关。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些基本共通的东西。
    我们这些人小时候受到过很多价值观教育。首先是英雄主义，要“时刻准备着”，这是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身上非常强烈的精神气质，我们幼时的楷模是邱少云、董存瑞，要勇于为国家牺牲，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到了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之后，科学主义变成了很重要的精神追求，我们要成为杨振宁、李政道、陈景润这样的人物，我们要追求科学真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口号。我们曾受到的影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的楷模曾是保尔.柯察金：“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样的价值观有意无意成为你精神和思想的组成部分。再后来等到科学的时代，当时所有的口号都是“在科学的崎岖山道上攀登”等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我以前听过营养学的课，教授说，人的味觉基本是在7岁以前形成的，所以很多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就喜欢汉堡包，我女儿就是这样，而我自己可能喜欢吃炒米饭、饺子。人生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让你年轻的时候形成了你的爱、恨、怕，并将影响着你成年后的经历，这种东西，你很难逃避，也很难改变。我在考虑，这些东西最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李嘉诚先生跟我讲，他小时候总是在逃避日本人飞机的轰炸，身上有极端强烈的不安全感。他身上有一种恨，在殖民地环境下要为自己博得一份尊严。还有一些企业家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他们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要做出改变世界的东西，当他第一天做出个人计算机的时候，他不会说这就是一个机器，他会说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工具。默多克先生曾经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里挂着列宁的画像。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精神交流，一个澳大利亚报业大亨的儿子和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我们年轻时候大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是董存瑞堵枪眼，我相信这些东西之间有很多共通的东西，牺牲精神或者献身精神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所必须要具备的——你的事业要大于你自己。否则你到了一定时候一定阶段为什么还要做公司呢？既然你的财富欲望已经被满足。
    而且，我觉得后来我们追求科学的精神与西方一些企业家对产品的追求也有很多相像之处。我记得我见史蒂夫?乔布斯的时候——后来我跟他专门见了一次，谈了很长时间，他看到我的手机，就拿过去，不断把玩。我当时就在想，他这种对设计的敏感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求？后来我认识苹果公司一个做设计的人，他对我说乔布斯对设计的精益求精是超过任何人的。我觉得这种精神就是跟科学精神有关。我在逐渐挖掘我们这些精神上的价值观，以及寻找这些价值观能够跟现代关联的地方。把这些价值观理顺之后，你也就逐渐能发现你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当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但是这种思考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那里走到今天——在政治家中，有邓小平，有很多这样的开明改革派要改革开放；那对于企业家呢？无论是那时候年广久做“傻子瓜子”，还是早期我们要把互联网带到中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当时的精神价值，应该逐渐反思，并且在今天重新唤起，而且要更加坚定。因为这个阶层今天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比以前都有长足进步。你要把自己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的进步用在什么地方？是买大房子，买飞机或者是奢侈品，还是要把它用于更大的目标，让自己处于不断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去自我实现？如果选择后者，那么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是碌碌无为，可以说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这样一个事业——这并不是为了一个更了不起的目标，而是让我们晚年能够得到安宁，能够觉得自己过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我自己也在经历这样的思想过程，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事情，为什么生活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还是选择继续做现在的事情？我认为这可能就跟价值观有关系，跟责任感也有关系。人实际上需要这样一种回归，需要这样一种思考，需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重塑价值观和重塑你的信念的过程。
    同时，人们也需要一个团体的互相鼓励。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如果没有一个主流的东西，使大家可以互相支撑、互相欣赏、互相促进，大环境也会出现问题。今天如果享乐的文化成为主体——当然享乐没有坏处，你创造的一部分财富是需要用来享乐的，但是不能成为一个365天的事情——而不是以创造和创意为核心，这个社会也就会出问题。比如世界TED年会——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给我，这个会议是“创意的节日（Idea Festival）”，那里有很多成功者，他们花三、四天的时间在一起共同创造各种疯狂的思想，诸如如何释放大脑的潜力，私人的航空航天飞行，如何生活在一个没有汽油的世界等——参加者都已经足够成功，或者有了足够的权力，是什么让他还能够不断追求，我觉得原因就是一种创造的欲望和对未来的追求。
    从过去很多科学精神，包括探险精神中，也能够看到这种追求。我前两天去菲律宾开会，我就在想，那个时候麦哲伦是怎么到的这个岛上，却被土著人给杀掉。我还曾经在新西兰看到一条船，他们专门有个实践项目，你可以像哥伦布那时一样，花两个星期时间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模仿哥伦布当时的生活。人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新大陆就发现不了。当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商人和探险家有追求财富的目的，科学家有满足好奇心的目的。但是我觉得一些基本的东西很重要，要有一些根本的好奇心，根本的创造精神，根本的对财富的需求——比如洛克菲勒，他认为是上帝让他追求财富，然后通过他把财富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用于公众和社会。而中国很重要的动力还是对民族的责任心方面，这是儒家的重要传统。
    有时候“理想”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因为“理想”在汉语的词汇里往往是跟空洞和悲剧相关联的。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商业化的过程中，积极的和持续向上的精神力量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一种所谓的楷模的力量：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时代成功，被社会所尊敬，能够持续地完善自我，不断给予社会一种积极的价值观，不断传递出乐观向上的信息。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要素，但是理想和楷模始终被需要。
    我们这代人的世界观，被幼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以及后来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所塑造。而我们的下一代，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世界观将会由我们塑造，或者至少我们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不断的、越来越彻底的商业化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影响？
    积极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要不断考虑企业的创造力和企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考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会遇到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外界很难感觉到其中某个人或者这个群体拥有特别积极的力量。我们大部分人都深陷于过程之中，为社会进程所吞没，甚至变成绊脚石或者牺牲品。我们这些企业家，今天这个出问题，明天那个出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形成一种所谓的精神力量和能够影响社会的积极价值观？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形成这种精神力量和积极的价值观，对于政府而言，对于整个公众而言，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价值自然就存在下来。如果你的价值只是简单的财富创造、个人名誉和地位的追求，我觉得你早晚会面临非常复杂的问题。
    怎么能够积极地扮演这样的角色？在整个社会商业化的过程中，坚持谈论责任、理想、远见、创造，我认为这些非常之重要。成为财富拥有者之后，接下来的过程同样重要：你怎么用你今天的资本，运用你今天的影响力，运用你今天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坚持你的理想和远见，激发你的进一步的创造力。
    观察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变革，有人会觉得企业家这个阶层很奇怪，他们不是很敢承担责任，特别容易跟既有的权力达成共谋，让人怀疑大家以前对他们寄予的希望太高。这也有可能，因为商业本身是跟利益相关联的，利益和权力总有要结合的冲动。但是我自己在想，更加重要的力量还是创新和科技的力量，而不是利益和权力结合产生的力量。
    回头去看美国的镀金时代，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东西，有马克思说的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那个时代也有爱迪生，也有亨利?福特，有现代铁路网络的形成，有现代金融制度的雏形。福特或者洛克菲勒这样的人跟政府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的企业不断成长，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至少奠定了很大基础。我觉得目前我们正处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很多问题不能够“理想化”，有一种理想主义会形成一种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法，这样反而不好。社会的发展最后都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是在达成妥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很好的平衡。
    硅谷的这些企业家，包括不在硅谷的比尔?盖茨，还是树立了不错的典范。比如比尔?盖茨没有把财富留给自己和后代，而是捐给全人类；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所代表的创新精神。还有硅谷的期权方式，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收益。这些是一些比较正面的精神价值的源泉。遗憾的是这些正面的精神价值源泉似乎都来自西方。中国的企业家们创造出了财富，但是却还没有创造出与财富相应的形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可能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财富本身和公司本身规模都还不够大。形成人们真正认可的理想主义的力量，还需要很长时间。积极的信号是，很多人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许未来二三十年，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财富创造，但是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应该把对这些东西的思考放进去。中国还没有真正产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还没有贡献出能够影响世界的根本性的发明，我们还有很多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需要一大批不断思考、不断反省的企业家和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