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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等价物”的视野中远望
评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
2010-06-28   作者:潘启雯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  者: (法)杜甘 著,文强 译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3-1

    笛卡儿曾说,“我思故我在”,法国当今最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马太·杜甘(Mattei Dogan)对此稍加改动:“我思考,所以我在比较”。从之前的《政治社会学比较研究》、《政治社会学国际比较》、《如何比较国家》、《国家比较论》到现在这本《国家的比较》,杜甘的追索一以贯之:不断地将“思考”和“比较”融入研究视野,并层层下挖,在思考中比较,在比较中思考,努力揭示“现象背后的现象”、“问题背后的问题”。杜甘认为,不关心别国的人,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的祖国,只有将自己所在的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较,才有可能体悟到本国和他国的独特性、结构以及运作。
    当今世界有200多个独立国家,人口规模、领土范围、经济财富、工业能力、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自然资源、耕地以及气候条件等方面千差万别,同时也可以有不同形态的组合——这个万花筒展现了数以万计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要求各种分析,描述性的或理论性的,有限定性的或野心勃勃的。这一对人类智慧的挑战,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机会和可能。
    然而, “比较需要概念”,比较政治学曾借概念工具之助而进步,其发展轨迹以一些“航标”为标志:参与、合法性、权威、失范、整合、排斥、异化、民粹主义等等。在《国家的比较》中,杜甘则巧妙地借用“功能等价物”(即不同的结构可能发挥同样的功能,同样的结构也可能发挥不同的功能)的概念,来考察并解读复杂的政治系统问题,以便更好地把握真实世界的多样性。
    在杜甘看来,对“功能等价物”的探索,弥补了角色和功能在分析上的“分裂”,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是通过不同的组织来完成的,相似的或相当的机构在不同的国家也可能执行不同的任务。弄清任何一个社会或政治系统所应当发挥的一般性功能,就是为分析人员提供比较的重要“工具”。譬如,法国总统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至少发挥国家代表的象征功能、最高元首的执行功能、占大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领袖的党派功能三个功能。要是在英国,实现这三项功能的,就有两个人:发挥象征功能的国王以及发挥其他两个功能的首相。在意大利,这三项功能则被分配到三个人身上:总统(象征功能)、内阁总理(执行功能)和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总书记(党派功能)。一旦比较学家弄清了发挥这些功能的人,他就能抓住自己希望研究的领域,不管如何庞大。
    “比较意味着超越异同”,比较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目标都是使自身变得更有解释力,而不是更具描述性,从而将每一个研究——不管是局部的、区域的,还是部门的——嵌入更大的背景之中。通过定位政治决策发生之处,比较学家不仅能够区分不同的政治系统,而且能够了解某些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以普遍性为例,杜甘发现有两个功能尤其吸引对各种不同政治系统感兴趣的比较学家的注意。它们是:利益的表达,包括将分散的利益转化为明确的要求(声明、请愿、提案、修正案,等等);利益的集聚,包括将这些要求转化为全球和统一的替代方案(政党议程、国会舞台、议会大多数,等等)。例如,法国南部的酒商或者金属工人的利益,可以通过诸如工会这样有组织的团体或者更加自发性的团体表达出来,他们的利益还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这样更分散的方式到达掌权者耳中,甚至直接的接触,但是这些方式肯定不是简单的“等价物”——熟知治理能力问题的人很清楚,更大的中介机构可能给政府施加更大压力。
    利益一旦表达出来,就需要被集聚,即整合或纳入一个更广泛的、能够赢得大多数人的议程中,这些大多数人有着不同的、理想的、相互竞争的目标。实现这个集聚功能的机构或组织,可以是全国或地方层面的工会、政党或政党联盟,或者是一些委员会。让我们想像一下,在各个国家,利益已被性别主义者、生态学家和消费者运动表达出来。这些利益将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被整合进一个多党系统、两党系统或者一个一党的系统之中。在第一种情形下,可能同时存在几个多数派,某一个政党必须第一个站出来捍卫这一特殊的利益,但是其少数派的地位迫使它通过一系列的谈判和妥协来寻找同盟。利益集聚的过程在议会中最终完成,或者是在代表大多数的各党派领袖的谈判中完成。反之,在一个两党制系统中,利益集聚则通常是经过各派系的辩论甚至是斗争之后,由执政党领袖来完成。在一党的系统中,利益集聚也是由这个政党自身来完成的,但是,有些时候,外部干预,例如更高层行政部门、教会和军队的干预也会强烈地发出他们的声音。这就是说,根据具体情况,相同的功能可能被诸如政党、工会、议会等等专门的结构来完成;在别的地方,它就可能根据种族、部落、委托关系或家族分支落入单个人或直接下属的手中。
    事实上,一个政治系统越发展,就必定越分化;结构专业化倾向在每个具体功能都有专门机构来执行之前不会停止。所以,“比较学家有责任揭示各种专门化的政治机构——执行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院——如何历史地形成,且揭示不同的功能如何被相似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或系统背景下所执行”。而类似“功能等价物”这样的概念,对于破解当今世界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贫富两极分化、种族中心主义行为、经济纷争、政治更迭等,带来了毋庸置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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