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之后，中国政坛出现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中组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今年将抽查8万人；另一件是全国范围内的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从7月份展开，对排查出的重大疑难案件，县(市、区)委书记将带头实行包案制，全程参与直至彻底解决。
大凡重大的改革，都会有一个契机。这种契机要么是滴水石穿涓流成河似地水到渠成，比如国企从承包制逐步迈向股份改造；要么是能量积累到物极必反似地大醒悟、大掉头，比如孙志刚事件促成的城市收容制度改革等。
今天的瓮安事件，也有可能成为某种契机。原因在于，瓮安提供了一种现代官民关系的极端版本。其极端性就在于：政府与群众关系僵化，沟通方式生硬，交流手段粗暴。无论是动辄把警察推到台前的当地政府，还是“无直接利益损失”乃至为黑恶势力所裹挟的上万民众，都是这种极端版本中极具争议性的角色。因此，瓮安事件后，人们对政府角色的真正转型，对新时期新型官民关系的重塑，充满了期待。
让国家统计局这种专业机构来完成对官员评价的量化工作，确实是一步一石多鸟的好棋。一来，我们对官员的监督、评价又多了一种极具科学性、操作性和可信度的手段；二来，全国政坛可以借此形成全民共同监督政府、官员责任更加重大的局面；三来，群众对干部任免、评价过程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了保证，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中。这种由下而上的改革热情一旦与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汇合在一起，必将形成波澜壮阔、义无反顾的改革洪流。最终受益的，是中国的百姓和整个改革进程。
让县(市、区)委书记开展大接访，表明政府已经把过去那种多少带有表态性质的个别举措，转化成了集体放下架子、真正务实、向服务型转变的普遍行为。集体大接访的出现，至少透露了这样几个信息：建设和谐社会，基层是关键；群众的信访路程，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越拉越长，中央已下定决心，要把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而基层的官员，将是第一责任人。
应该说，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一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氛围正在广阔大地上展开。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瓮安事件就充分说明，在许多地方，政府在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时候，总是带有鲜明的居高临下的感觉和姿态。大接访的推出，就是要让地方的政府官员真正走进人民群众当中，真正成为一个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能够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百姓信托人”。
当然，政府要真正转型，要做的事情远不只这些。眼下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削减政府手中的权力。管得过多、大包大揽的行政方式，注定了政府官员很容易成为一地一域的“主宰”，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百姓不可或缺的生存依赖，也很容易成为利益集团死缠烂打、百般诱惑的攻关对象。这时，权力就很难灭绝寻租的本能和“寻欢”的冲动。
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自主发展的比例，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干预的范围。只有把权力尽可能地让渡给市场，政府才会褪去身上的光环，才会成为一个姿态平民化、工作服务化、目标法治化、行为规范化的现代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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