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手机单向收费、垄断企业收入过高等问题，确实是一个早该结束的现象。但是笔者认为，这些事虽然典型，可毕竟只属于垄断弊端的具体现象。因此从立法的高度讲，局限于具体问题是矮化了法律的应有功能——只针对现象、忽略现象背后复杂成因的立法，不仅未必能够遏制垄断弊端，而且也会因反垄断反不到点子上，而使法律的含金量大打折扣。
笔者以为，针对当前垄断形成的负面现状，一部《反垄断法》起码应该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立法中解决垄断企业的网络开放问题。而从法律上规定其网络的有条件开放，实现与同行的互联互通，也就等于开放或降低了竞争门槛。这无疑是打破垄断、降低市场成本以造福百姓的关键之举。
二是在立法中认定垄断业的盘剥行为。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对出租车、物业管理两行业发布“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明确规定了哪些开支不得列入定价成本。近年来的各类涨价听证会上，涨价理由的“成本”，往往成了垄断者与听证代表各执一词的糊涂账，而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听证会无一例外开成了“涨价会”。而从法律或法律实施细则的意义上界定成本范围，就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其对消费者的盘剥行为。
三是要解决“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问题。法律中如果仅仅规定了哪些是该“反”的垄断行为，而不能明确“执法机构”及“执法方式”是什么样的，法律的权威不可能很高。
实践证明，在反垄断这一问题上，不能过多指望行业立法与行业执法，因为行业监管者较多注重的是如何确保本行业的发展，如何保护本行业企业的利益，未必注重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因此，通过独立于行业之外的专门立法，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反垄断法》担负的正是这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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