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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进了北京一家工厂当了工人。在领到崭新的工作服同时，还领到两个略小于脸盆的搪瓷饭碗。从此，那种买饭票后到窗口打饭的，真正的食堂，成为生命能量的供应基地。
当时，全国很多地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副食供应极差。首善之区的北京，居民的“膳”要比外地善一些。食堂的早餐有豆包、糖包或果酱包，每周有一次炸油饼，但要牺牲半小时宝贵的晨睡才能吃到。中午，食堂有一专门的窗口供应每“两”三分钱的炸酱面或麻酱面。那个“两”是市制重量单位，即50克，是当时普遍采用的主食计量单位。它不是指熟食的实际重量，而是指做成这些食物所耗用的米、面重量。“四两面条”不是指大师傅捞到碗里的面条只有四两重，而是指用200克面粉所做成的面条，并包括其中的炸酱、麻酱及少量菜码，一毛二分钱，够食量中等的成年人完成下午的工作，再挤一小时公共汽车回家吃晚饭所需的能量了。其它窗口通常提供三个菜供选择，一个是5分钱的素菜，夏秋是时令大路菜，冬春是永远不变的熬大白菜(厂里的大菜窖能将大白菜储存很长时间)；一个是一毛钱左右的略含肉类和豆制品半荤菜；还有就是能明显观察到含肉量的两毛钱的荤菜了。榨菜炒肉丝最受欢迎，就着它能津津有味地吃完四两米饭和一个窝头，还能冲碗高汤。由于大部分职工下班后都回家吃饭，晚餐就简便些了。
那时，我尚无家小，每月能准时领到40元工资和45斤粮票(在黑市上也有颇高的含金量)，在食堂换15元的饭票，加上周日吃饭和偶与朋友小酌的花费，恩格尔系数为50%。在京城里算是比上略有不足，比下则大大有余的小康之人了。
所在工厂属于一个大型运输公司，公司下属的维修厂、车场、车队遍布北京城乡，各单位都有自己的职工食堂。有时公出，在兄弟单位食堂就餐，难免比较一番。从价格上说，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食品价格是绝对一致的，带鱼都是每斤三毛八分钱，所有职工食堂中的馒头都是二两面票四分钱，饭馆中则是二两粮票五分钱。我远没贫嘴张大民那样精明，没留意过各食堂每碗馄饨的数量差别。但能明显感觉出，在花样品种和烹调手艺方面，还是各有千秋的。公司总部食堂，就餐人员少，且都是机关干部，饭菜自然做得精致些。那时，食堂间优劣的区别主要在于谁能弄到紧俏的副食品。在物流不畅的年代，拥有长途运输工具的车场、车队各显神通，为食堂捎来点儿俏货。为屠宰厂运生猪的车队，往往能弄来廉价的下水；给糕点长拉面粉的车队，弄点下脚料来，能使自己食堂的面点更丰富。一次，在兄弟单位的食堂里，居然见到了久违的螃蟹，买去后特地回趟家，让家人分享。相形之下，我所在的维修厂就没这优势了。仅就公司范围内而言，别人的食堂要比我们厂食堂好，应该算公平之议吧。
大学的食堂，永远有说不完的故事。“十年浩劫”后，重返校园。母校所受的教诲令我受益终生，但对母校的学生食堂，实在不敢恭维。在食堂里，从没遇到过哪位女同学无意打翻粥碗洒我一身后，让我有机会很绅士地说“没关系”，从而赢得芳心。排到窗口后，大师傅打菜的勺子也从没伸向菜盆中肉多的地方。有一次，买了一份称为某某肉丝的菜，吃到最后，屈指也没数出有几根肉丝。毕业实习去南方做社会调查，借宿于南海边一所美如花园的大学。这所大学的学生食堂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并列设置了几座食堂。同学们使用统一的饭票，自由选择在哪里就餐。最后结算，哪个食堂接待的学生多，工作人员得到的奖励就多。效果不言自明。一两毛钱就能吃到一整条鱼，加一碟青菜。那时还不兴什么按名气、学术成果给高校排名。据说，其食堂排名在高校中居榜首。
再后来，毕业了，工作了，来到现在的单位。据说单位食堂也是多年的老先进了，曾在相当范围内的评比中取得优异成绩。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食品供应极大丰富，社会上餐饮业有了井喷式发展，单位食堂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人们对饮食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是否健康，是否安全上。从这个角度说，我无意，也无法再评说谁家食堂的好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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