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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3日开始，春运又将启动。而作为首都，北京则早已进入了春运高峰期。
新一轮的“人海大战”。新一轮的国人“大迁徙”。新一轮的痛苦之旅和无奈之举。
有关部门预测，今年约4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仅铁路、公路的客运量就将达21.26亿人次。这个规模，相当于欧洲、非洲和美洲三大洲的所有人，各选择一种交通工具出门一次——不含返程的话。
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春运狂卷我们不断增加的运力，摧毁有关部门祭出的价格杠杆，形成一股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洪流？我们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挽住万千游子的匆匆脚步，改变客流变化的峰谷无常，保持中国运输业的常态平衡？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通过上浮票价、提高车速、增加运力、鼓励加班加薪等来缓解春运压力。但事实证明，这种单纯的市场手段，已很难改变春运困境。甚至，有些如上浮票价等手段还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管你怎么调控，该走的人还是要走的，因为，在春运这种供不应求的市场表象背后，有着很深、很复杂的非市场因素。
千百年来，以长幼有序、和睦孝慈为显著特征的伦理文化，以语言饮食、山水建筑为主要内容的区域文化，以生命归属、恋土恋“根”为重要表现的乡情文化，在长期的封闭中交汇成每一个中国人关于“家”的全部内涵。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今天，当代人恋“家”的情结，并没有因文化融合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有所减弱，相反，它在民族主义的高扬中愈加浓烈，愈加炽热，也愈加难以抗拒。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每年春节前后这些再大困难也阻挡不住的、归心似箭的脚步。
表面上看，这种“家”文化所推动的春运很难消解。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的文化创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选择，以新的“家”观念冲淡旧的“家”文化，从而减少人们大规模的、集中的“回家”行动。比如，创造一种只有“男人”和“女人”之别、没有城里人和乡下人之分的城市文化；比如，创造一种摒弃排外情绪、让外地人有一种新的生命归属感的社区文化；比如，创造一种充满人文关怀、体现安抚和激励目标的企业文化。
美国人是很少有“家”的概念的。美国人一生中平均每人要搬14次家，每年有20%的人口会出现流动或迁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人没有类似中国的户籍管理，流动是他们的常态，流动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所以即便是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因急着回“家”而出现出行高峰。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社会管理手段，户籍制已没有多大存在价值。户籍管理的目的是限制人口流动，却产生了声势更大的人口流动。由户籍管理所派生出来的“暂住证”、“外乡人”、购车限制、购楼限制等，今天仍在制造着许多社会不公平。正是这种不公平，催化了“漂泊人”的恋“家”情感，催化了春运流动大军的回乡冲动。当一代人被户籍困住时，其下一代势必也会成为新的漂泊者、新的“候鸟”。这种影响有时只有十来年，却需要我们付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来化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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