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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消息说，美国洛杉矶新破获一起汽车保险诈骗大案，涉案人员上百人，其中大多数又是医生和律师。人们不解：这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为了钱居然可以不择手段？
其实，比起国内正在上演的诸多财富“变态剧”，这种案件只怕是小巫见大巫了。铺天盖地的短信陷阱，屡禁不绝的盗版产品，鱼贯而行的黑心矿主，前赴后继的腐败高官……这些玩着火、走着钢丝的各色人等，动机也全是为了一个字：钱。而且和国外相比，这些陷阱已越来越诡秘和不易察觉，仿冒技术已越来越高明甚至足可以假乱真，敛财心理也更张狂而且肆无忌惮。难怪有人惊呼：“财富总是带着血腥而来，却披着光环而去！”因此，凭良心说，民间的“仇富”情绪之所以挥之不去，与这样的的社会状态不无关系。
君子“取”财，不可无“道”。如此之多的人不按规距出牌，甚至不拿公德和法律当回事，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犯罪成本太低。在美国，据说一个医生收了红包，一辈子都别想在美国的医学界混，这种高昂的“代价”，足以震慑效尤者，让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现阶段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这么猖狂的敛财者，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初期的历史规律使然，另一方面，就是源于我们的诚信体系不够健全。具体说来，就是对不法行为的发现机制不够敏锐，对构成犯罪的惩戒机制不够严厉，资源共享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够完善。我们如果也有这样的法治体系：一个人有意卖了一块过期蛋糕，他(她)的后半辈子就很难再做食品生意了，哪怕改做其他行业也非常困难，此时你再看他(她)，还敢胡来吗？
当然，这种无“道”之行，只是财富积聚的一种极端形式。这种形式需要我们从道德和法律层面来加以防范。我们见得更多的，是那些非极端的、广泛存在而且潜移默化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形式，比如，许多人变得更爱攒钱了，不想也不敢乱花钱了。中国人的储蓄率已高居世界第一位，储蓄额已超过15万亿元，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加上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由此形成的流动性“猛于虎”的担忧，时刻萦绕在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心头。
不断增长的储蓄额，与其说代表了一种不断膨胀的财富，不如说反映了一种不太正常的心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历史和文化形成的“荫庇”思想和守业观念带来的，但也折射了在长期收入和福利变数过大的背景下，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换句话说，收入预期的不确定，社会保障的不完善，迫使中国人不得不“爱”起钱来。即便是那些耍滑使诈、作奸犯科的敛财者，也不能排除部分是因为这种原因才铤而走险的。
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1989年尚为16%，2003年则下降到12%。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则在50%以上。去年以来，百姓生活用品纷纷涨价，教育与医疗费用依然“深不可测”，加上变数同样巨大的养老问题，人们的“幸福预期”必然大打折扣，攒钱防“变”自然顺理成章。
如果说，极端的敛财方式反映了我们的监管乏力和执法漏洞的话，那么，百姓攒钱、消费不振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制度缺陷。前者挑战的是社会公德和法律底线，后者挑战的则是政府和经济学家的聪明才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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