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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广州拟提高外来人口门槛、整饬无照流动商贩的动议还是闹了个满城风雨。舆论多给予了质疑和指责。在中国，“收拾”小商小贩，广州不是惟一的城市，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城市。
受此启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把个体经济目前所承受的诸如门槛过高、税费过重、制度“过冷”等有形无形的压力连根拔出。一个数字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七年时间里，个体户减少了650万。
我们相信，减少的650万个体户里，有一部分是因增加用工、扩大规模而进入了私营企业的计数范围，但绝大多数是迫于压力而选择了倒闭。我们同时也相信，在选择倒闭的个体户里，小商小贩并不会占太多。因为绝大多数的小商小贩，其消消长长、生生灭灭，始终因没有注册而远离了官方统计的视野。
不是他们不愿意注册，是注册的费用、注册后的负担让他们望而却步。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某些地方个体和私营企业需缴纳的费用达375种。这还没有包括各种摊派和赞助费用。而在许多国家，像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等“生存性创业”，是根本不需要注册的。
与其他个体经济一样，植根于历史传统、发展于改革初期、勃兴于农民工大量进城的社会转型期的小商小贩，一度以顽强生命力撕开了计划经济之网，以弱小之躯点缀、补充和平衡着城乡经济。但谁都清楚，自打落地那一天起，他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公平待遇，哪怕这种要求早早就写进了法律。
与其他个体经济一样，凭借简单而又安全、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小商小贩在市场中从来都是游刃有余，为产业发展和群众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谁都清楚，无论在哪一个执法部门的眼里，他们从来都是最不受待见的，即便百姓的生活链条里永远不能缺少这一环。
应该承认，无序和杂乱是小商小贩带给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但如果因噎废食，对此一刀切，在原有的束缚中又增加新的羁绊，恐怕就是一种简单的管理思维了。那样的话，于经济不利，于城市不利，于民生亦不利。
首先，缓解就业压力需要小商小贩。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增加，特别是随着宏观调控的加强，一些房地产项目等陆续下马，许多农民工有可能再度失去工作。如果把释放就业压力的渠道关紧，势必加重就业困局。
其次，缩小贫富差距需要小商小贩。大量低收入群体的存在已成为一种社会隐患，扩大社会底层人口的简单就业、保证一定数量的“生存型创业”，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之一。如果继续在简单就业的途径上设置障碍，不仅于增加收入不利，而且显得缺乏人性。
第三，促进社会和谐也需要小商小贩。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钱花，这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即所谓“衣食足而知礼仪”。而在富余劳力流向城市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政府的制度设计至关重要。
极力主张自由经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制度的束缚，远不如制度的给予。在小商小贩的问题上，我们就是要从管制走向引导，就是要让政府提供创业类的服务，和一种让个体户觉得暖洋洋、热乎乎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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