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贸易管制、政府补贴、技术封锁、市场关闭等面目出现的产业政策成为西方频繁使用的管控工具。

　　一项行政制裁，即能废除长期商业合同，拆散维系了十几年的商业伙伴关系，乃至搞乱基于市场规律构建的全球供应链。

　　一纸行政命令，就能把遵循公平竞争规则的领军企业，强制排除出特定市场，让低效者收割高效者，制造劣币驱除良币的冤案。

　　当前，某些西方国家的有形之手愈发强硬，日益展现出生杀予夺的权力，在微观管控和扭曲市场的歧途上越走越远，严重威胁基于市场规律的正常商业活动。

　　这样的异象表明，在疫情、经济颓势等因素影响下，西方经济治理正转向政府管制更多更细、手段更为强硬的新场景，这显然背离了“小政府、大市场”的西方传统信条。

　　过去数十年，西方政府治理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在这套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贝克尔、弗里德曼等人开创的经济学理论影响下，不少政商精英对政府有形之手怀有深刻敌意，甚至认为政府是阻碍市场发挥作用和民众福祉的祸首。

　　如今，疫情压力下，新自由主义教条难以自洽。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对外经贸政策领域，某些西方国家正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

　　对此，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指出，眼下针对全球供应链的疑虑“更多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考量”。经过数十年发展，全球供应链已具备较大黏性，不容易迅速改变。

　　过往灾害场景下的治理实践表明，单靠强势干预和不切实际的产业政策，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经济韧性和发展后劲，反而可能压抑创新，损害资源配置效率。

　　遗憾的是，某些西方政府正在陷入自身角色极端化、产业政策“武器化”的内外困境，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大疫当前，保护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涌动泛滥，各国政府应警惕短期利益诱惑，鼓励而非压制国际经贸协作，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做到扭曲市场机制的事不为，影响供应链运转的事慎为，凝聚共识和托底维稳的事多为。

　　疫情条件下，民生维艰，政策拿捏难度陡增，政府既要关注社会公平，防止纾困政策加剧两极分化和资源垄断的困局；也要注意与民粹主义保持距离，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民意绑架政策”；同时，应于非常时期拿出非常手段，促进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深入合作，创新救市手段，提高纾困精度。

　　1981年，笃信新自由主义信条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就职演说中谈到：“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如今，这句话或许应该调整为：“政府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后疫情时代，是包办的“强治理”，还是无为的“弱治理”，抑或是务实的“新治理”？

　　在充满动荡危机、博弈与重构的大变局中，各国政府急需构建新治理，尽快终结当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