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国务院参事室《国是咨询》编辑部与CCG（全球化智库）联合举办的“国内之强与国际之强”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外部噪音和干扰下，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扩大朋友圈。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徐洪才表示，过去支持40年快速增长的旧动能已非常疲弱，亟须挖掘新的增长红利。他认为，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在减少，人才的红利可能会跟进；依靠学习模仿加快发展速度已经不灵，但自主创新的红利在跟进，只是我们自身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仍有差距，后发优势有可能变成劣势；过去通过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正在转变，但未来创新驱动、经济结构性优化带来的红利值得期待。

　　他还认为，在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开放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还有潜力；在经改革进入后半场，如果在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有所突破，还可以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此外，农村城镇化也进入后半场，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融合发展也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红利。

　　徐洪才表示，在国际上，单边主义横行霸道已经丧失民心，经济的全球化、世界格局的多元化、多极化是大的趋势，中国应该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扩大朋友圈，努力趋利避害。

　　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概括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他认为，中国的成功，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的制度，二是赶上了全球化大潮，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变，特别是在过去18年，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建立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体系。如果以前中国是用改革促开放，今后要进一步用开放促改革，要形成国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还要进一步挖掘政策红利，改革开放在过去40年每10年都有一个大红利，未来要着眼于促进内需。王辉耀建议，要尽快地开放宅基地，这是改革开放的大蛋糕。

　　在国际方面，王辉耀建议，“一带一路”一定要形成一个多边的机制。他还表示，要以更大的开放应对贸易摩擦，门开得更大，政策放得更活。要区别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经济拉动很大，要进一步加大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徐秀军认为，中国过去40多年GDP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解答了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其中科技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制度的创新和扩大贸易、促进分工的专业化都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未来的发展视野要更拓展一些。对此他认为未来要把握好发展的三个维度：国际维度、国家的维度和人的维度。这三个维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中国正面临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深刻调整这些变量。对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在国际问题上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国家层面应该完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形成一个适宜中国国情、符合国人需求以及彰显公平正义的制度。第三，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人口结构的深刻调整，要增值保量，把人口的质量、受教育的年限提上来，这样能够继续推动人口红利的增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卢进勇表示，面对当前形势，中国应当做到三个“不受影响”。第一，不能因为外部环境变化而影响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更快、更全面、更深入、更有效地推进。第二，不能影响中国的发展，全球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发展速度会有一些影响，但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还要解决精细化发展、坚固化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三，不能影响中国向西方和世界学习的态度，中国现在强了，更应该虚心地学，大胆地学，脚踏实地学。

　　他还提醒，中国要预防脱离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危险，加快构建由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此外还要扩大对外开放，减弱全球贸易摩擦对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就业、利用外资和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经济预期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贾文山表示，非常赞同以开放推改革，并且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这一观点。对此，他建议中国在一些国际层面、教育层面进行精细化管理，以适应更广泛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