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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扩大总需求须协调三大关系
2019-06-19 作者: 郭克莎 来源: 经济参考报

  适度扩大总需求只是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总量经济环境,要在此基础上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还需要加强总量政策与结构性政策、防风险政策、应对外部冲击等政策的协调配合。

  为此,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协调好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

  协调好稳增长政策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关系;

  协调好国内宏观政策取向与国际政策环境变化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国内需求增速下行使经济增长承压。只有实施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为基本取向的需求侧协同政策,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和增长,支持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才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但需要指出的是,适度扩大总需求只是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总量经济环境,要在此基础上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还需要加强总量政策与结构性政策、防风险政策、应对外部冲击等政策的协调配合。

  为此,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协调好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

  要协调好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

  我国使用的宏观调控概念,含义范围比较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这为协调两者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体制条件。需求侧协同政策在调控总需求的过程中,也要注重采取差别性的政策取向,致力于促进结构调整优化。从理论上说,协调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重要的是协调好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关系。

  一是加强宏观政策的结构效应并规定一个较长的时间区间。财政税收政策具有明显的结构效应,需要加大政策力度,强化实施过程。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效应较弱,虽然央行可以对不同行业规定差别信贷政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容易变通和走样,需要研究切实可行的结构性政策并加强有效监管。问题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一个中长期过程,宏观政策的结构效应需要保持较长时间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努力减少财税、信贷政策的短期化和随意性,规定一个相对较长的政策实施过程,这个过程中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通过一段时间稳定实施兼顾总量与结构取向的政策,包括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的条件下限制产能过剩行业、支持需求扩大产业、促进新经济发展和传统经济改造升级的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才能使宏观政策的结构效应持续发挥。这些政策可以有实质性的政策措施内容,也可以只给出一些明确的政策引导信号,两者的关系和组合需要深入研究,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有所侧重,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

  二是加强总量政策与区域政策、城乡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区域、城乡、产业的结构失衡是相互关联的,都是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协调总量政策与区域政策、城乡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就是要把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结合起来。如果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不能逐步缩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会受到制约,经济稳定增长也会受到制约。实施需求协同政策要在统筹全国大市场的基础上,兼顾培育中西部市场和乡村市场,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乡村经济振兴,从而支持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顺利推进。区域政策、城乡政策和产业政策总体上都属于中长期政策,几大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安排和合理的规划设计,总的原则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围绕近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实施综合解决根本矛盾的战略举措。

  三是加强需求侧协同政策对需求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需求侧协同政策是相对短期的,而需求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近几年,我们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过程中,也经历了需求结构的迅速调整变化,投资比重持续下降,消费比重较快上升,出口比重波动回落。未来一段时间需求结构继续调整仍是必然趋势。需求侧协同政策既要稳定投资增速,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更要促进消费较快增长,推动需求结构调整优化,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长期性问题。把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需求侧协同政策要加强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依托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加快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协调好稳增长政策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关系

  要协调好稳增长政策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关系,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得到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稳定经济环境。

  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这里提出要防控的金融风险,不是经济运行中一般意义上的金融风险,也主要不是来自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而是前几年在稳增长过程中因地方政府性债务再度扩张、经济总体杠杆率上升而形成的新的金融风险。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当年三大攻坚战初战告捷,2019年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如果说实施稳增长政策是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造稳定的环境,防控金融风险则是为了防范稳增长过程出现新的金融波动,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生新的影响。

  在应对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随后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条件下,以稳增长为中心的货币信贷政策、财政税收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房地产政策等的实施,导致政府、企业、家庭的杠杆率上升,带动了金融部门的大幅扩张。有关资料显示,从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间,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由44万亿元增加到232万亿元,增长5.3倍;债券市场托管规模从9.25万亿元增加到63.7万亿元,增长6.9倍;信托业信托资产规模由0.35万亿元增加到20.22万亿元,增长57.8倍;增速均远高于GDP增速和M2增速。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5年不足5%,到2015和2016年达到8.4%和8.3%,2017年也有8.0%,而美国和日本这一比值的历史高位分别为7.7%和8.5%。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作为一个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发展规模和比重显然已经过度扩张。我国金融业的快速扩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金融部门出现比较突出的脱实向虚、自我膨胀趋势;二是金融企业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政府性、政策性资产的持续膨胀;三是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利益交错,共同推动了金融扩张;四是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行业相比投资收益差距很大,不断吸引包括实业资金在内的社会资金以各种可能渠道流入金融领域;五是金融企业的创新性扩张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漏洞,而金融监管的制度和机制难以及时发挥有效的制约作用。这些特点使我国面临的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已经到了不容小觑的地步。所以,中央反复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把防控金融风险列为需要重点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首。

  未来几年要继续实施稳增长政策,又要抓好防控金融风险工作,两个方面将出现一定的矛盾,因为稳增长需要货币信贷相对宽松,而防控金融风险则需要货币信贷有所收紧。需求侧协同政策要协调好两者关系,既防止货币政策出现不适当收缩,对实体经济投资发展产生较大制约,又防止债务压力和资产泡沫继续增大,带来更大范围和更多隐患的金融风险。必须处理好结构性去杠杆和总体杠杆率相对稳定的关系,处理好保持市场合理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与引导资金流向、搞好金融市场监管的关系,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从而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顺利推进。

  协调好国内宏观政策取向与国际政策环境变化的关系

  要协调好国内宏观政策取向与国际政策环境变化的关系,减弱外部因素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负面影响。

  未来几年,国际政策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可能出现分化,美国的政策取向呈现多样性特征,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出现背离,对其他国家产生复杂性影响,国际政策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问题。美国的政策取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美联储的加息政策。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趋势是相对确定的,但加息的频率可能因美国经济回升过程的波动而调整变化。二是美国的减税政策和扩大基建投资政策。其中对国际影响较大的是大幅减税政策及其可持续性问题。三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项政策可能因多种因素制约会有所波动,但美国加强国内市场保护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美国的以上政策将影响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取向,引起国际政策环境的变化和波动,并对我国的宏观政策取向产生新的干扰,对国内经济运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程产生新的影响。

  需求侧协同政策必须重视这种国际政策环境的影响,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趋势出发,在坚持做好自己事情为主的前提下,研究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一是针对美国加息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深入分析其他主要国家宏观政策的分化特点,根据我国稳定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努力减弱外部政策环境、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使我国银行基准利率、人民币汇率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合理水平。二是针对美国大幅度减税政策的国际影响,深入分析中美两国税收体系的差异,进一步实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的基本政策,降低企业尤其是产业政策支持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成本负担,积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进程。三是针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际影响,深入分析国际市场竞争、开放与保护的格局,一方面继续坚持全球化的战略取向,争取更多类型国家的支持和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合作的有效推进,采取有理有节有利有序的贸易应对策略,推行更加灵活多样的进出口竞争政策;另一方面,根据国际贸易竞争和合作的新趋势新特点,利用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促进实体企业加快创新发展,调整进出口结构,合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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