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俾斯麦于19世纪后期便奠定了国家社会保险的基础。德国拥有严密的社会福利网络，由医疗、养老、事故、护理和失业保险组成。此外还包括其他由税收承担的福利，包括生育子女的补贴、税务优惠以及退休人员和持续无工作能力者的基本保障等等。根据2019年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德国25.1%的国内生产总值流向公共社会福利支出，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20.1%。

　　德国近年来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长，已引发舆论质疑的声音。

　　《世界报》在2018年《我们的高社会支出存在问题》一文中指出，德国社会在严重老龄化的背景下可能背上高社会支出的沉重负担，透支未来的资源；社会福利的投放往往不够精准，常常无法真正惠及有需要的人，而是从高收入人群的“左口袋出、右口袋入”，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反而增加行政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往往削弱国家履行一些其他重要职能的能力，可能使得国家过于关注社会福利领域，而忽视了其他职责（例如国防、公共安全等），在税收收入紧缩的时候尤其如此。

　　2019年3月，德国财政部长舍尔茨表示，社会福利支出会持续上升，由当年的1800亿欧元升至2023年的2000亿欧元。他表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并保证德国经济的成功可以惠及每个人。但《每日镜报》撰文指出这种言论可以为政治家赢得选票，但是公共财政究竟如何使用必须审慎盘算。

　　一篇名为《高社会支出：下一代买单》的文章中指出，考虑到人口结构变化，高社会支出要靠下一代来买单。其中引用贝塔斯曼基金会研究报告称，对于一名上世纪70年代生人的德国公民而言，一生在工作阶段共需为社会保险贡献57万欧元，但对于一名2010年生人的德国公民而言，这一数值则为74万欧元。

　　德国《商报》在2018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德国雇主联合会批评社会支出不断上涨，并认为社会支出的增加超过了经济承受能力，改善社会福利应当通过提高福利投放精确性以及其他现代手段，而不是一味增加社会支出。

　　但对于普通德国民众而言，国家对于社会福利似乎做得还不够。根据一份2019年4月针对21个经合组织国家公民的问卷调查，德国四分之三的公民对养老感到担忧，对养老金不满的德国民众比例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总体而言，78%的德国民众认为国家应当为社会保障做得更多。德国社会保障专家Georg　Cremer说：“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风险，即很多人感觉获得的福利太少而付出的太多。”2019年的一份调查显示，77%的德国受访者认为应当增加对富人的征税来帮助穷人，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这一比例是最高的。Cremer支持提高遗产税，但同时认为即便大幅增加遗产税也无法支持福利国家进一步扩展。

　　但无论如何，社会福利国家以实现社会公平和为公民提供保障为终极目标，这是德国社会所珍视的。舆论也有很多支持社会福利国家的声音。例如《每日镜报》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援引一项针对13个欧洲国家28000人长达十年的追踪调研报告，称投资社会福利的好处往往要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显现出来：社会福利促进了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提供了对失业人群的保护甚至改善了他们进入老年后的健康状况。